何崔較量

“青未能勝於藍”,這是多位政治分析家的言下之意。在人們的眼中,何厚鏵的表現遠比其朋友和繼任人崔世安出衆。

對比兩位行政長官的兩屆任期表現是無法避免的;即便這樣的比較“不甚公平”,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系講師楊鳴宇強調。 

這位專門研究澳門政治的研究員告訴本刊記者,“他們面對著截然不同的社會經濟環境。我只能說,何厚鏵和崔世安都打算通過所謂的‘績效合法性’鞏固自己的管治,這種合法性被定義為通過政府向居民提供經濟利益,換取政治默許的社會契約。兩人在某種程度上都取得了成功,然而,崔世安接管政府時,物質回報的起點水平遠遠高於何厚鏵時代。” 

儘管如此,楊鳴宇理解到“等待崔世安的是更多的社會問題和社會更大的期望。若他可以解決這些問題,或會贏得更多支持,但他已經失敗了。這就是有人認爲何厚鏵比崔世安更有能力的原因,因為後者似乎只懂得用錢‘購買’穩定。”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同樣認為,繼任人仍處於前人的陰影之下。“情況是這樣的,”余教授說,“何厚鏵致力重振經濟、穩定社會。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他實現了這一目標。然而,由於強勢的經濟,他未能充分關注社會問題,只是改善福利作為止痛藥,旨在維持穩定,而非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他補充說:“其接任人崔世安有望解決這些社會痛症。在處理社會問題時,崔世安以道教的‘自然無為’為方針,冀望在政府甚少干預的情況下,社會能夠自行痊愈,政府只聚焦促進經濟增長。結果,社會無法自行解決問題,緊張的社會局勢因而日益白熱化。” 

也就是說,現任行政長官未能實現這一目標。余教授對此作了解釋:第一個問題是官僚主義。 

“許多社會問題,”他說,“單一部門無法解決,需要政府內部進行協調。權力下放的文化和實踐降低了政府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 

此外,他堅稱“崔世安的個人問題”意味著他或許無法“精力充沛地推行行政當局轉型,無法實現跨部門合作能力的加強。話雖如此,在經歷各種問題和危機之後,政府確實就有關方面進行了改革。然而,政府表現出來的是反應性立場而非採取積極改革手段以預防危機和問題的發生。” 

香港政治評論員盧兆興表示,何厚鏵在政治上忠於北京,在經濟上以務實著稱,同時以資本主義方式的半福利方式平衡社會(針對歐文龍的多次示威抗議是何厚鏵政權的轉折點,隨後,他提出年度現金分享計劃)。盧兆興補充道,在文化上,何厚鏵尊崇以中國文化爲主的多民族元素和諧共存。 

他認為:“何厚鏵的形像更果斷、更有效率、且更積極主動,相較之下,崔世安則顯得較憂柔寡斷,災難發生後依賴於危機管理,但卻仍未學習適應過程(如處理颱風天鴿的遺留問題和改進工作表現)。” 

“何厚鏵政府一直受到歐文龍醜聞的困擾,崔世安政府卻始終堅持以政策的連續性為標誌,缺乏創意。雙方都設想了推動經濟多元化,但在實際操作的具體措施方面,崔氏做得更好,這可能要歸功於大灣區計劃。” 

“在政治層面上,崔氏政權的特點是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恐懼。” 盧兆興總結說,“廣泛定義為包括跨境犯罪、電信欺詐和政治分裂主義(澳門並不存在)。” 


數字專政 

如果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民研計劃)的《澳門週年調查》數據作爲衡量指標,何厚鏵顯然一馬當先。 

作爲首任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得到的支持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五,崔世安卻從未超出百分之五十二的水平。 

何厚鏵在第一屆任期(1999年至2004年)贏得了本地社區的高度滿意,然而到了第二屆任期尾聲,卻錄得有史以來最低的人氣指數。 

黃偉豪和鄺英豪在《Political Marketing in Macau》中寫道:“一系列失當的政策,加上腐敗案件與政治醜聞的爆發,何氏領導的政府在第二個任期出現了轉折點。”另一方面,崔世安以不再重演的價值觀開始了他的第一個任期。 

“博彩業開放,就業率上升及改革承諾所帶來的樂觀情緒,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與澳門度過了長達五年的蜜月期。然而,改革缺乏進展,歐文龍的腐敗醜聞,公眾對長官本身在醜聞中所扮演角色的不確定性,博彩業帶來的問題,高通脹率及房地產價格的飆升,這些問題開始拖累他的人氣。當他的兩屆任期到期之時,這些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政治學家林明基告訴本刊。 

現任行政長官的管治災難於2014年出現。當時,政府提出了一項草案,為高級官員提供慷慨的“黃金握手”退休福利。這項建議促使兩萬名抗議人士走上街頭,要求政府撤回法案。立法會隨後取消了最終投票。但這場示威仍然是澳門自回歸以來最大型的抗議活動。 

Related

La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