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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真的享有“高度自治”?還是在北京選出行政長官的那一刻起,中央就表達了自己的意圖?

中國政府是這樣解釋這個概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中央人民政府不會干預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所有事務。”  

但《人民日報》的同一篇報導亦寫到:“高度自治並不意味著完全的自主權。 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央人民政府保留對澳門特區的必要權力。 例如外交事務和防務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 

當人們試圖解讀這個概念時,通常會產生懷疑。澳門大學法學院駱偉建教授是認同中央政府解釋的人士之一,他寫到:“國民身份意味著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相反,接受國民身份的意味則比較抽象,實際上是否認。從外部思考‘國家’來提出‘地方意識’,產生虛構的身份,自我孤立,把自己排斥至中國境外,這確實是一個關於身份的幻想。” 

駱教授更進一步說:“中央政府的控制權有利於保障高度自治權,正如高度自治權有利於保護國家主權完整。特區接受中央政府的領導;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中央政府的權威和管治應得到承認,受到特別行政區的保護。” 

澳門記者兼研究員José Carlos Matias告訴本刊記者:“正式來說,澳門基本保持了特區初建時同等水平的自治權。 問題的關鍵在於城市的實質性自治,更普遍的印象和看法是,澳門實際上的自主權始終在萎縮,並且,在過去幾年似乎有加速的趨勢。” 

Matias在分析這個問題時,看到的不只有北京:“我也會強調,地方精英傾向於採取相對自我約束的方式,為自己留有退路,並且保留一定的自主權。這種過度謹慎的態度導致了城市高度自治權的萎縮。” 

澳門特區政治學家、前澳門大學教授仇國平說:“自治程度不及十年前。”仇國平多年來分析中央政府與澳門特區關係,他認為:“在過去幾年,北京的澳門政策特點是政治控制和經濟一體化:與其他省份的政策類似,北京必須保證全面控制人員的任用。” 

這位政治學家特別強調政治問題,尤其是選舉制度。仇國平在《Implementation Measures of China’s Macau Policies》(2012年)中解釋:“與其他省份不同,對澳門的人員任用控制是通過操縱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的方式實現。北京對‘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定義做出了最後解釋,對干預澳門內政提出了充分的理由,例如建立政府和制定經濟政策。” 

仇國平認為,內地政府通過行政長官對特區進行控制,“北京通過行政長官對澳門本地事務施加影響,同時,規避了基本法規定的‘保障澳門內政高度自治’的規定。 

前澳門大學教授Herbert S. Yee也持相同看法:“根據《基本法》,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區負責。但實際上,行政長官並非由澳門人循普選選出,是由一個300名社會人士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相關人士絕大部分屬親北京人士,所以行政長官只對北京負責。” 

Herbert S. Yee教授在《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Macau》(2014)一文中總結到:“實際上,行政長官是北京精心挑選的”,前行政長官何厚鏵和現任長官崔世安均不曾“ 就中央對澳門的政策,公開表示對反對或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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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é Carlos Matias說:“早在2009年的第二十三條立法(《國家安全法》)就是其中的一環”,促進“中央(北京政府)與邊緣地區(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相對平穩關係的趨勢,並建立於相對重要的信心層面之上。” 

這位澳門記者和研究人員說:“澳門被認為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的典範。尤其是透過北京的目光,並且與香港特區相較之下。澳門(政府、主要的商界領袖和主流協會的領導)支持中央政府的舉措,如一帶一路舉措和粵港澳大灣區項目。” 

“北京和澳門之間的爭議往往不是被忽略了,就是根本不存在。”仇國平稱,“澳門於2008年10月公佈《維護國家安全法》平淡無奇,雖然法案中若干條款具爭議性,被認為是對人權的侵犯,然而反對聲音薄弱。在法案公佈、諮詢後不到三個月,立法會在2009年1月初通過了該法案。” 

在香港,“同樣”的法案已被無限期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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