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眼中的媒體

政府表示,期望媒體能發揮好監督的功能。然而,傳媒無法採訪行政長官的事實使情況變得更艱難。

澳門政府在2017年《澳門年鑒》上寫道:“特區政府努力提高施政透明度,加強與媒體的溝通與對話,使有關特區政府的資訊能及時和準確地向公眾傳達,確保各種資訊流通。” 

同時,政府還在書中表示:“特區政府還期望媒體能發揮好監督的功能,以促使各政府部門改進工作,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以上引述的內容完全符合媒體和言論自由的主題。 

崔世安曾多次公開表示新聞媒體在連接政府和公眾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政府將堅決維護言論自由。 

行政長官今年亦已表示,特區政府將高度重視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並會加強政府、媒體及公眾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現實似乎與《基本法》所蘊涵的良好意圖相矛盾:“澳門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游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以及“澳門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受法律保護。除因公共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有關機關依照法律規定對通訊進行檢查外,任何部門或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 

多份國際報章就當局拒絕數名香港記者入境的決定作了負面報道。此外,政府給出的理由顯然不足(由於案件的機密性質,有關的理由不能被公之於眾,同時,被拒絕入境的人士或對澳門內部保安的穩定構成威脅)。 

還有一個例子是行政長官不接受媒體采訪,對世界上任何高級政治家來說,這都是禁忌。(在過去數個月的時間裡,香港林鄭月娥已經接受了多次採訪)。 

本刊記者要求行政長官辦公室提供長官近10年接受採訪的次數,然而,至今仍未收到答覆。根據我們的記錄,行政長官於2014年12月接受了《人民日報》專訪,這是唯一一個。 

“眾所周知,行政長官崔世安是機場長官,他甚少離家。只有出國訪問時,記者才有機會在機場與他面談。”區錦新議員指責政府,“違反新聞自由。”並提出疑問:“新聞記者的堅持是對領導人的不尊重?” 

“特區政府努力提高施政透明度,加強與媒體的溝通與對話,使有關特區政府的資訊能及時和準確地向公眾傳達,確保各種資訊流通。” – 澳門政府 

最後,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CAEAL)在上次的立法會選舉競選活動中,迫使一間本地報章撤回其官方網站上的一篇候選人訪談報道,理由是受訪嘉賓談到選舉承諾,屬非法宣傳…… 

該份葡文報章《澳門平台》已撤回了有關採訪報道,但始終對委員會的決定表示質疑,並堅持發表其他候選人的採訪。 

我們了解到,行政法院就選管會要求媒體刪除報道的權限啟動了司法程序。 

當《澳門平台》總編輯José Carlos Matias被問到,人們能否察覺當局對有關問題的看法,他給出的答案是:“這難以詳細闡述。澳門政府經常強調自己尊重《基本法》賦予的新聞自由和其他權利。” 

讓我們再次重溫2017年《澳門年鑑》的表達。天主教澳門教區葡文機關報《號角報》編輯José Miguel Encarnação認為:“目前的這種情況並不符合中央政府在澳門推行的精神,這種監督職能越來越多地依賴中聯辦及澳門外交事務部門的代表。” 


政治營銷的推手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黃偉豪認為:“崔世安上任後通過打造‘陽光政府’和‘科學管理’的政治品牌,強化民主要素,以提高透明度、諮詢和審議。”通過政治營銷大大擴展了合法性差距。” 

黃教授領導團隊編著了《Political Marketing in Macau – A Solution to the Legitimacy Gap for a Hybrid Regime?》一書,並於去年出版。 

書中寫到:“除贏得公眾信任、維護政治穩定並最終提高合法性外,崔世安還企圖利用政治營銷,減少公眾為實現重大政治改革而對政府施加的壓力。他的整體執政哲學與北京當局的邏輯不謀而合,北京則更重視承諾某些民主因素(透明度、問責制、黨內民主、審議和反腐),而不是進行任何形式的根本性政治改革。” 

黃教授在結論中指出:“然而,這種政治營銷並沒有減少公眾的不滿,也沒有扭轉澳門政府合法性的減退。更糟糕的是,一旦公眾因《離補法》等政治爭議話題而不再信任崔氏承諾時,針對澳門特區政治體制內在的正當性而引發的結構性危機,將帶來新的管治危機浪潮。事實上,澳門對結構性政治改革的要求並未消退,實際上,人們對民主的需求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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