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商科學生需要教育,還是教導?

在高等教育新學年開始之際,我們身處澳門。不論是新生,還是舊生,本地高等教育機構都不過是商科學生的奶媽而已。這些學生實際上得到怎樣的教育?他們正在學習的商業知識和技能又有多少被吸收了?產生怎樣的結果? 


文:Keith Morrison

作家及教育家


在高等教育新學年開始之際,我們身處澳門。不論是新生,還是舊生,本地高等教育機構都不過是商科學生的奶媽而已。這些學生實際上得到怎樣的教育?他們正在學習的商業知識和技能又有多少被吸收了?產生怎樣的結果? 

緊接而來的是關於某些英國經濟學學位課程陷入萎縮的言論,例如由Earle、Moran和Ward-Perkins共同撰寫的《The Econocracy》(2016年),Martin Parker於2018年發表的著作《關閉商學院:管理教育出了什麼問題》Shut Down the Business School: What’s Wrong with Management Education則是一本精彩的、充滿煽動性辯論的書籍。該著作使針對商學院和管理教育的抨擊活動變得更為人所知,運動的受青睞程度亦有所提高。商科和管理學專業的學生大多認為Parker的著作十分有趣,畢竟這本書由資深學者撰寫,且以健康的懷疑態度為基調。 

作者向商學院提出了嚴厲激進的批判。他質疑商學院為何成為了“學術資本主義”的擁護者(第85頁);為何這些機構僅僅教授,或者更確切地說,倡導資本主義的組織形式是唯一的、不可避免的生活編排方式(第98頁),從而“將意識形態視為科學”(第ix-x頁)。同時,他提出疑問,商學院為何把“如何盈利”視作教授重點;為何把“部屬黨派”推廣至企業;並在教授的過程中,把“市場管理主義”視作組織和經營企業的唯一形式。 

他問道,為什麼商學院只對雇主和學生希望提供的內容負有回應的責任;為什麼那些沒有刻意傳授的、關於價值觀、態度和行為的隱藏課程應當起到促進“管理和市場勝利”的作用?為什麼商學院就應該有責任提供“企業醜聞、貸款奴隸、傷害、壓力、過度勞累和壓抑”的路徑(第16頁),卻無需對催化這些不三不四價值觀和行為的“制度”提出挑戰? 

Parker繼續提出疑問,醫生、律師、建築師、教師和社會工作者等專業人士需持有管理當局發出或認可的執業牌照,並受到限制和入職監督,但商業和管理工作則沒有類似的要求,僅僅依靠大學去守護質量並不足夠。這是個頗具有挑戰性的想法。 

Parker的分析與澳門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商科教育狀況相比,有多貼切呢?澳門的商學院學生都來自學校、學院和學系,學生所學習的課程受到了意識形態的感染,為特定目的提供培訓和服務,思維和態度均處於封閉狀態而非開放,充斥著過時和毫無關聯的知識,以上的描述正確嗎?他引用Adam Smith在1776年出版的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上所寫的“長期以來,大多數大學……都選擇保留那些為危機重重的機制和不合時宜的偏見提供庇護的避難所,這些機制和偏見都往往是世界其他地方所需要消滅的獵物。” 

澳門的商科畢業生憑藉那張紙便能蓬勃發展,其價值卻往往被誇大、超出,甚至與工作的要求無關。天知道,這個城市痴迷於各種資格和證書。高舉創新的旗幟,大學用各種各樣的管理資格把他們拉出來,就如同那些昂貴的五彩紙屑一樣,並通過各式各樣的場合,為自己的領土打上標記,又或者更優質的做法是,與那些大多數人都不曾聽說過的國際機構扯上關係。認證資格的數量可能會增加,但不必開發那好奇的腦袋,亦無需開放思維去設想事情或許會有所不同。學生的思想被引導至既定的價值觀和工作方式。 

Parker評論,商學院是“為資本主義組織生產員工”的工廠,是為特定的、不受質疑的未來提供服務的機器(第81頁)。他向商學院提出挑戰:自我改變。商科能夠如何與眾不同、商科能如何與社會發展建立聯繫,以及社會如何與眾不同,澳門的商業教育有人研究這些課題嗎?不過,請你等一等;我忽然想起:北京對此已早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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