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訊 Oct | 內地化 | 媒體

“澳門的內地化是一個必然的過程,早於主權交接之前便出現,並在近幾年更顯著增強。如果你認為內地化是逐漸接受中國內地流行的價值觀和規範,澳門對這些規範和價值觀卻有所陌生,那麼你需要考慮到澳門本身的社會結構與香港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差異。”澳門記者和研究人員José Carlos Matias告訴本刊記者。 

他精確地指出:“一半以上的澳門成年人在內地出生。 這反映在他們的‘中國情結’,對內地價值觀的歸屬和認同。”因此,根據這位專家的說法,內地化的進程主要來自內地居民的散播。 

其他觀察人員亦認同Matias的觀點,包括仇國平和Herbert S. Yee,,兩位均是前澳門大學教授。 

仇國平告訴記者,“現在的澳門居民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居民不同,‘澳門人管治澳門’原則正是在那個年代宣佈。現在,管治澳門的許多居民,包括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員,都不是澳門人,而是80年代的內地人。對形成本地思想觀念起著重要作用的高等和基礎教育高層次人才,也是來自內地的人士。” 

仇國平把矛頭指向法律界,認為這是內地化程度最高的領域之一。他的觀點是:“以大學法學院為例,是由在內地接受高等法律教育的學者所領導;大多數新聘請的法律顧問也具有類似的法律背景。這意味著葡萄牙法治傳統的消沉,葡萄牙法律規定了法治、對公民自由的尊重和對政府權力的制約。” 

不論是現在還是未來,這個過程都會帶來很多後果。政治學家Herbert S. Yee指出,“說普通話的內地人士幾乎進入了澳門的各行各業。”不僅僅是經濟。這位香港學者在《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ne-Country-Two-Systems’ in Macau》(2014)中提出譴責,“例如在公立的澳門理工學院,大多數會議都是用普通話進行,校長和副校長均來自內地,不會說粵語。六位學院院長中有四名來自內地的,多數課程由來自內地的教師以普通話教授。” 

其中一個主要後果是“第二個制度” 被至高無上的“一個國家”所侵蝕。“不同的政治價值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區分開來。如果澳門人放棄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念,作為 ‘一個國家’,澳門特區的政治將在未來二、三十年內,甚至更短時間內,與內地融合。” 

正如José Carlos Matias所說,這個問題“與香港相反,當地的內地化進展似乎是平順,幾乎沒有停滯,也沒有受到大的干擾,只除了大量湧入的內地旅客,對本地居民日常生活造成影響,並引起本地居民的不滿及投訴。” 

不過,Matias認為,“在基層和專業人士層面上,並不意味着失去了維護城市獨特之處的良知”(保護歷史遺產的意識和對外勞數量的遏制均可見一斑)。 Yee教授過去十年所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七成受訪者認為,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越來越密切,這會為澳門帶來更多的好處。” 

反觀另一面,即使“數量如此多的內地人士在各行各業擔任高級職位,以及基本上所有行業都有來自中國的資本,這令部分當地人士感到不安。”仇國平解釋,“局勢緊張是非常微妙且不易被察覺”,正如Yee教授總結的那樣,“少有當地人意識到或擔心內地化將危及‘一國兩制’的實施。” 

“地方精英對某程度的內地化的滲透,對城市生活方式和獨特的行政文化構成了風險。 當涉及某些做法時,這也對法律制度造成了某種壓力。”José Carlos Matias總結道。 


媒體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內地出生的公民對澳門的影響日益增加,這是已經達成某程度的共識。 

但這並非內地化的唯一體現。澳門媒體正推動這一進程的發展。 

“在協助這一進程的發展方面,媒體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保守的利益控制了中文媒體;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要的中文報章,《澳門日報》是澳門政府及中央政府堅定的支持者。” 英國索立大學國際政治學助理教授Dr. Malte Kaeding認為。他指出,“他們避免談論民主化等議題,他們親北京的立場在對澳門身份認同的立場上顯而易見。” 

仇國平補充說:“與香港的同業不同,澳門的大眾媒體並不會審視澳門特別行政區,或中國政府。”他提醒說,“澳門唯一的地面電視頻道和最受歡迎的電台頻道均由政府擁有並且得到政府提供的資助。” 

在這個特定的問題上,這位前澳門大學的政治學家也寫道:“澳廣視沒有派記者駐守北京,直接報導關於中國的新聞。相反,它完全依賴中央電視台的畫面。就報紙而言,為降低成本,來自新華社的新聞報導被廣泛使用。”(資料摘自《Macao – the Formation of a Global City》(2014)一書)。 

> 內地化 | 愛國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