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三無工程誤社會


文:甄慶悅

資深傳媒人 – 甄慶悅

基礎建設泛指路、橋、碼頭、機場等公共工程建造,每個地區都需要,旨在改善人民生活,推動經濟及社會發展。涉獵過經濟學的朋友都該聽過凱恩斯,這位一代著名經濟學家曾提一套理論,簡單而言其精髓,是政府在經濟衰退或不景氣之時,採取擴張性的經濟政策,即增加政府財政開支或減税。增加財政開支最快的方法是大興土木,其主張過去得到很多政府青睞,尤其一些經濟相對落後者。 

可惜,凱恩斯理倫效果多不似預期。大量基建對振興經濟、促進就業確有短期作用,但未必具中、長期的經濟及社會效益,例如某些基建甚少人用,成本效益不彰,甚至為建而建,或者大量基建令政府債台高築,拖施政後腿。還有一個典型諷刺凱恩斯的例子:一個政府把一條大橋建了又拆,拆了又建,不斷循環。短期,不論建或拆橋都納入GDP,也創造了就業,但大橋並無社會效益,政府亦不斷浪費公帑。所以説,基建是必須的,惟應建得其所,不搞政績工程、不搞大白象。 

就大型基建,中港澳社會近月熱議提出30年、建了9年、耗資過千億元興建的港珠澳大橋,10月23日正式通車。技術層面,這是世界頂級大型工程,對三地政府大力推動的區域協同發展有重大政治意義。不過,近幾年不斷有聲音質疑大橋的經濟效益,如大橋原構想將粵西貨物運往香港出口,惜今時唔同往日,廣東產業已轉型升級,不玩低端製造業了,再者廣東省內也有盬田等大港口,無須再經香港。另外,大橋因早年港府反對,行了單Y方案,把後起之秀深圳排除在外而被人詬病,內地不少意見對深中通道更寄厚望。對澳門而言,小城一直不是大橋的主角,大橋對澳門經濟、民生的影響短期內不大,長期則變數甚多,只能老土的説,機遇與挑戰並存。 

近十年,澳門基建如雨後春筍,負面新聞及問題卻層出不窮,澳大橫琴校區、輕軌、輕軌車廠、北安碼頭、望廈體育館及眾多公屋等,不是嚴重超支,便是嚴重延誤或者質量有問題,立法會土地及公共批給事務跟進委員會八月公佈“公共工程批給及監管制度”報告書,政府承認公共工程質量問題的禍首,乃近年眾多大型工程趕在同一時間內完成。在此要指出的是,政府對基建已失方寸,缺乏前期規劃及預算概念,亦無按輕重緩急為公共工程排序,面對社會、部門提出的建設要求,總急就章上馬。不但令澳門內部多個工程撞期,亦與香港、內地眾多項目搶工人、搶建材,成本不斷上漲之餘,更面對人資不足問題,過去便有些項目經常無人開工,加上政府及業界專業水平差參,監督乏力,總是疲於奔命,超支、延誤、質量問題便由此起。再者因項目過多,澳門近年淪為大地盤,嚴重影響城市運作,亦缺乏透明度,社會無從監督。挖不完的道路工程,與拖得就拖的防洪基建成強烈對比,社會怨聲載道。 

澳門需要基建,惟同期間項目過多,對社會、政府及業界並非好事,絕無可能10年時間食30年的飯,一係飽死,一係餓死。未來,新城A區社區、公屋、輕軌、粵澳新通道、對外口岸等項目已在排隊,按政府的公佈資料,今年內造價超過1億元的公共工程多達34項,明年更有44個;正在設計、預料工程費用逾一億元的有34個。面對寵大的建設清單,政府必須深思熟慮,聽取社會及立法會意見,按民生、經濟發展真正所需,評估好社會、經濟效益和預算,按部就班為公共工程做規劃、訂先後次序,即什麼應建、不應建,什麼先建及後建,嚴謹執行,定期向立法會及社會交待進度,做好“事前監督”而非現在般,拍腦袋式決策,“無預算、無工程、無責任”一窩蜂的去建設,待出事後才大罵的事後監督,無補於事,更令社會陷入無窮無盡的爭議、質疑之中,不利於社會發展。 

總括而言,凱恩斯在澳門無用武之地,澳門不是基建不足,反而基建太多兼無規劃。澳門亦毋須大量基建去助燃經濟數字,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經濟轉型、產業適度多元,周全的政策及精準執行比“三無工程”所製造的GDP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