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山寨澳門?

最近,Paul Willis在其著作《Being Modern in China》中,就中國內地民族學,提出“現代工作的三支箭”定義廣受讚譽。首先是中國對城市的美化,導致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就業,但是“戶口”制度依然千瘡百孔,加上國內流動工人的收入低且工作條件惡劣;其次,對消費主義的吹捧和沉迷,但當地社會的大多數成員卻無法負擔夢想中的產品,故逃避現實;第三是無處不在的互聯網,尤其是智能手機,令消費者對無法實現的夢想產生想象,同時也衍生了越來越氾濫的監視和控制。 

文:Keith Morrison | 作家及教育家


Willis斷言,伴隨著“三支箭”的是中國為美好將來所打造的“慘烈”榮耀,為甄選接受高等教育人選而普及的殘酷“高考”,還有對個人生活機會和目的的控制:成功或對低階級、低薪工作的歧視。Willis還評論了中國如何將傳統和悠久的文化連續性融合在一起。 

發展大多存在矛盾,內在矛盾的要素為:利與弊。Willis在書中質疑中國的發展成本,例如“擁有”與“沒有”之間的鴻溝、猖獗的唯物主義、對應試教育的癡迷,以及對逃避至一個遙不可及的“將會”世界的幻想。這些都將協助這個國家成為扶貧領域的世界領袖、全球經濟的動力,並推動基礎設施發展,令世人因其成就感到訝異。 

這位民族志學家又怎樣看待細小的澳門呢?當面對這座特殊的微型城市時,Willis針對現代中國提出的尖銳“箭頭”頓時無法湊效。澳門是如何與Willis對中國內部矛盾的看法并駕齊驅? 

與中國對這座城市的重視相比,澳門的夢想之城(這裡擁有“City of Dreams”)恰恰印證了Baudrillard的後現代現象,如惡夢般湧現的山寨城市景點(巴黎、倫敦、威尼斯)、空前的消費主義、大量的品牌商鋪,充斥著庸俗、低劣和浮誇:簡直就是詩人Eliot筆下的當代“虛幻之都”。此外,與中國一樣,澳門令在這裡工作的外地僱員生活艱難,但這座城市的經濟建設卻離不開他們。 

與中國一樣,無論老幼,澳門人都依賴手機維持聯繫,成為現代Skinner實驗和Pavlov實驗中的老鼠和狗,因朋友的一條信息或對方昨日晚餐的照片而雀躍不已。 

與中國“高考”相矛盾的是,澳門的四校聯考似乎未有影響人們對高等教育的興趣。此外,許多本地畢業生似乎對成功就業感到理所當然,卻忽略了個人的努力、能力、知識、態度或成績。一支優質的本地人力資源隊伍是夢想的化身。 

澳門正處於閾限階段,在成為內地經濟補充的過渡過程中迎頭趕上。與中國一樣,澳門的發展亦存在矛盾。一方面,澳門與中國的實質關係,以及基礎設施、經濟和物質聯繫均逐月持續增強。這座城市與大灣區的整合正迅速進行,且似乎準備在2049年,即50年過渡期結束時,與中國實現輕鬆融合。 

另一方面,澳門各處的基礎設施發展和建設卻醜陋得令人毛骨悚然。小型企業消亡,住宅成為令人無法的奢侈品,多數崗位都是低層的,許多本地學生既不了解也不關心澳門以外的世界。澳門社會存在嚴重的不平等現象,拜占庭式的官僚機構是公共服務體系的重要特徵。監控就如同吃早餐一樣成為常規。 

借用Orwellian棱鏡,構想一個發展異常的未來,澳門是否準備跟隨“老大哥”?澳門是中國內地的縮影嗎? 

還沒有。 澳門擁有專屬的趣怪身份,這座城市充斥著無法被滿足、要求低和墨守成規。換而言之,是劣質的勝利和對創造力的忽視。澳門本可做得更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