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批判性思維的三招

多年前,我有幸聽到了已故的英國著名教育學家Harvey Goldstein的主題演講。他冷靜且禮貌地借用外科手術技巧,解剖並摧毀了當時英國政府的學校評估政策,成爲同類演説的典範。透過提出、分析、辯解、質疑、評估、批評和判斷有關政策,他權衡當中的利弊、影響及後果,揭露政府虛假、失誤和潛在的意識形態,將一概問題陳列在解剖桌上並逐一擊破。他就如同一名盡職盡責的珠寶商,解構真實構造:陳規舊習,運用高度清晰貶義詞匯包裝。這場演講令人享受其中。 

文:Keith Morrison | 作家及教育家


社會進步需要認真、知情和透明的分析、評估、判斷及批評。西方學者常常埋怨這一地區的學校和大學生無法持批判的態度對待所讀到和所聽到,又或缺乏這樣的能力參與其中:“寫在書本上的、老師說的,那必定是真的,我處於什麽地位去挑戰權威”。學生們處於完全接受、鬆散的立場,僅有少數有能力進行批判性閱讀,而非簡單地將單詞複製、粘貼到學術作業中。對於文本、觀念、提案或辯論等,許多人沒有能力作出批評,或害怕作出有建設性的挑剔。這不足為奇,因為在這個痴迷於商標的社會中,人們往往因敢於質疑、或因擁有或公開個人見解,而失去了分數。 

若澳門經濟發展需要批判性思維、高層次思維、創造性思維和另類思維,那麼現在就是了。例如,面對新自由主義的諸多失敗時,爲何對非主流經濟學的關注如此之少?備受馬克思主義者鍾愛的意識形態批判究竟發生了什麼?誠然,身處這個將科學提升為科學主義的時代,我們應該警惕,Popper的“猜想和反駁”對科學進步至關重要。在本地應用科學的氛圍中,面對商業不確定性及可能的多元化和發展,我們需要強而有力的批判性思維、創造力、建設性分歧和新思想,且這些工具的種子藏身教育,支撐我們的思想。 

批判性思維再次於今年2月浮出水面。2019年9月,澳門原教育暨青年局局長倡導批判性思維,鼓勵學生“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不僅僅是遵循老師的思想”。然而,至2020年底,原教育暨青年局青年廳廳長提出,“critical thinking”應被解釋為“審辨思維”,從而抹除了建設性批評的意思,理由是 “批判這詞上一開始就有一種否定、對立、對抗、矛盾的意味”。何其失落!“critical”本身作爲一個多義詞,爲何要縮小其範圍呢?無論如何,誰說“批評”是消極、對立、挑釁和衝突的?或者,這是一件壞事?從Bourdieu到Giroux,多位思想家都曾表明,批判性思維為改善社會狀況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質疑主流意識形態及其影響力(但是,當然,他們在某些方面擔心人們,因為他們從事“危險知識”交易,對現狀作出挑戰)。 

管理文獻中的複雜性理論告訴我們,在一個轉折點上,例如澳門當前的經濟發展,我們需要更多創造力、批判性思維、辯論、突破常規的思考能力、高層次想法,以及想象不同的事物,具有突破性的有益構想,還有試想一下“如果……怎麼辦”。批判是創造力的火花。一如當下,令人遺憾的是,社會主導思維冒著混淆嘗試釋放創造力和創新的風險,以霸道的方式,透過重新定義、打壓及引導等途徑,重新歸類和整合批判性思維。 

批判性思維是參與、積極變化和發展的強大推動力,是對智力資本的投入。人們應該為它感到歡欣,而非絕望。作爲啟蒙與創新的親密伴侶,我們應該擁抱它,而非因害怕而退縮。那麼,澳門人爲何顯然感到害怕?我想,我清楚當中的部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