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旅行病

數周前,我渡過了在澳門連續逗留的第600天。我不知道何時才能重返家鄉與家人團聚。我得出的結論是,受現時推行的封鎖政策限制,在實現與家人團聚的願望之前,我必須先後到世界多個角落經歷長達約七個星期的隔離,前提是我能夠找到合適的航班且有能力負擔旅費。對那些家在海外的人士而言,邊境管制和隔離措施令旅行的可行性蒙上陰影。 

文:Keith Morrison | 作家及教育家


我們不能抱怨;我們很安全。澳門的檢疫機制在整個疫情防控過程中發揮了極為有效的作用:截至撰寫本文之時,城市沒有出現染疫死亡的病例,隔離檢疫期間發現的確診數量亦屬極少數。澳門因此成爲了真正的世界強者,其防疫結果比備受吹捧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都要出色。 

據報導,今年早些時候,澳門與巴西、阿根廷和肯尼亞一起被美國政府列入第四級“不宜旅遊”清單。我自問,為什麼會這樣呢?與那些病毒肆虐的地區相比,我們身處的城市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那麽這一旅行建議所指的是什麽?鑑於澳門出色的防疫記錄,為什麼像我這樣的人要出入澳門仍是如此的艱難? 

陰謀論者瘋狂地將此歸咎於中美之間正在上演的政治和經濟角力。美國屹立不倒,為了其世界霸權和影響作出震懾,同時捍衛世界警察的自我軍事使命(美軍已在全球約70個國家建立了800個軍事基地,中國僅在境外建立了一個或兩個軍事基地,具體數據取決於讀者的資料來源)。 

志同道合者對澳門被列入第四級名單感到滿意,因為他們能夠讀懂各種受霸權主義啓發的批判和不知何故將中國撥入世界貧國之列的議程。他們對晚期資本主義作出分析,假設為加强其對世界秩序統治的合法性並重新確立其統治地位,有關國家配合或將一概情況納入他們掌握的霸權策略,例如本文提到的疫情和旅游限制,推行出行限制的目的更多是關於意識形態的至高無上,而非爲了預防疾病爆發。 

然而,我並非陰謀論者,沒有推動任何政治議程,也非一名炸毛的激進分子。沒有任何意識形態能夠促使我成爲具政治說服力的叛亂者或起義主義者;我無意宣揚片面的政治或經濟系統分析,更加不是一名天真的自由主義者或自吹自擂的社會主義者。對Althusser的大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優缺點進行了超過五十年的研究,我仍無法決定應當支持的立場。在看待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及價值觀的正負面影響的問題上,我更關注國内的平均主義、社會正義和解放運動,而非著眼新自由主義教條的全面化個人利益和市場霸權。我不構成威脅。正如Thomas More在給女兒的信中提到的那樣:“我沒有傷害他人,我說沒有任何傷害,我認為沒有傷害,但希望所有人都安好。政治、經濟、意識形態、陰謀等等。我只希望能夠與家人相見。” 

我為澳門的許多人士發聲。我們還要等待多久才能獲得恩賜,重獲出行的特權?難道這對其他出行人士造成了極大的困難?這是白日夢?還是決策者能夠提出一項政策,允許目的簡單、健康且經證明沒有受到感染的人士經受保護的隔離檢疫通道出行? 剔除政治、經濟、國際關係和意識形態。看看來往澳門幾乎零感染的證據,還有那些與家人分隔兩地的人士的精神和情感健康狀況。尋求可行的措施,將對防疫措施的破壞降至最低。正如1960年代Topol在《屋頂上的提琴手》中所唱的那樣:“若我再次與家人相見,會破壞某些宏偉的永恆計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