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Keith Morrison | 作家及教育家
在1943年出版的偵探小說《The Weight of Evidence》中，作者Michael Innes重新闡釋了關於科學意義的古老爭論：“科學是對知識的無私追求？且能夠被世人應用？還是，科學總是取決於經濟和政治需求的活動？”
時光匆匆八十載，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FDCT) 早前在新聞發佈會上作出的評論正是對此爭論的默許。若報道準確無誤的話，這家以為本地科研及創新項目提供資助（迄今的資助金額高達澳門幣4.7億元）為主要職責的政府機構在審批高校遞交的科研項目提案時，將以項目的“創新性、學術價值、研究方法和應用前景”為準則作出資助與否的決定；“技術水平、實際應用場景、經濟或社會效益，以及產學研合作的可能性”則被視作審批企業提案的標準。聽起來似乎終於撥開雲霧見青天。但實際上，具體的承諾是什麼？
在此，我們看到了一個微型的三螺旋創新模式，當中政府、業界和高校協力推動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誠然，這種協同效應的生產力甚高且能夠創造巨大的社會效益，其中內地便是世界上在短時間內“升級”、減少貧困和發展基礎設施的領先例子之一。
但是，請靜心思考。對FDCT而言，何謂“學術價值”？高等教育界存在這樣一個爭論：在某程度上，高校以及不同領域的學術和學習中心放棄對價值觀、倫理學和知識的更高層次鑽研，轉身與魔鬼簽署協議，將重心轉向以大眾市場的目標、進行以消費者和培訓為基礎、唯物主義、以產品為導向、以就業為中心的教育銷售。
對當今高校而言，對美德、藝術、人文的思考、質疑、討論和辯論均已被邊緣化了，圓潤的、有思想、有道德覺悟的人和社會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亦被拋諸腦後。相反，許多理工學院和技術學院或已經成為了披著羊皮和學術長袍的商舖，被商業化、工業化、實用化、技術化，販賣唯物主義價值觀和成品。十分諷刺的是，證書作為一種市場商品，在就業市場的價值越來越低，卻助長了競爭心態，在這種心態中，知識被貶低為支持政治經濟議程的可購買產品。
將澳門的科研限制在受經濟和政府議程政治影響的指定工業、物質項目，這束縛了本地亟需釋放的創造力，要知道澳門本身就缺乏創造力啊！
當然，沒有人會對大學在推動高水平實用科學發展方面發揮的作用提出異議，但這不是癥結所在。問題：“其他科學以何代價造就了人類，這些科學忠於更豐富、更深刻的科學知識觀（scientia），是一種狹隘的、庸俗的科學觀，認為科學是可以工業化、商業化並被直接應用於實際？”答案：科學和人性的貶值，以及高校作為人類努力和創造力的堡壘和守護者的傳統角色，收窄其豐富性和多元性。
問題：實際應用源自何處？ 答案：純科學、抽象科學、理論科學、學術知識、廣泛和深入的學習、批判思維、想像力、創造力、藝術性、人性、嘗試、跳出固定條框。 正如Kant所說：“沒有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它們共生共存。那麼，為何某些科學觀點能夠凌駕其他觀點，被列入優先事項呢？為何科學被局限在投餵工廠生產的領域？
問題：深層次且負責任的、不受約束的“學術自由”，以及釋放創造力和想像力、推動學術探索、多元化、批判、多樣化自由、科學豐富的學術“自由釋放”究竟經歷了什麼？答案：被鍍金、完美生產、相同製造、防腐維護、科學測試、人類防護、完美工業化的馬桶沖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