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澳門高等教育:發展還是倒退?

前瞻性計劃確實值得嘉許和鼓勵。 

文:Keith Morrison | 作家及教育家


2020年9月,我們迎來了雄心勃勃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同年11月,行政長官發表了鼓舞人心、真誠且精湛無比的施政報告,令人留下深刻印象;與之配套的是一份關於本地社會福利願景和行動的清晰説明。 

2020年10月,特區政府宣布了高等教育局和教育暨青年局即將合併的消息,這預示了澳門高等教育怪誕的前景,充滿挑戰和不確定,且有人歡喜有人愁。 

在上任局長稱職的監督和卓越的領導下,高等教育局已付出了諸多努力,澳門高等教育發生了許多早就應該發生的改革。我們迎來了近二十年來的首部《高等教育法》,引入了教與學質量保證系統,合理化了多項監管程序並提升了本地高等教育水平。實在太厲害了! 

隨後,在2020年的最後數天,澳門特區公佈了澳門高等教育長期發展框架。一方面,這可被視作澳門高等教育未來十年的願景;另一方面,我們刻薄地認爲,這或許是高等教育局在合併前所作的最後一次喘息。 

據報導,該框架的目標是將澳門打造成“培育優秀人才的平台”、“引領學術科研的平台”及“服務特區發展的平台”。如此賞心悅目的措辭!典型的舊調重彈,毫無新意,僅僅安慰人心。實際上,人們幾乎幾乎難以反對這些陳詞濫調,卻不願多說:一無所獲!正如美國教育學家Ed Hirsch多年前在加利福尼亞州教育委員會的講話:“(教育研究領域的專家)幾乎已提出了所有可能的做法,這些方法都不會對身體造成永久性傷害”。框架給人良好感覺,但實際上呢?還有什麼呢? 

該框架提出八個發展方向,包括:“完善機制建設”、“適度擴大學生規模,優化生源和課程結構”、“促進院校發展和資源共享”、“保障高教素質持續提升”、“培養學生全面發展”、“強化院校人員專業水平”、“推動科研創新及產學研發展”、“把握區域合作機會開拓發展空間”。精神可嘉! 

然而,出於良心,我難以理解框架的含義、目標、具體内容和成效,以及最後的衡量標準和指標。由誰負責?負責的内容?領導和管理的責任?框架本身的含義又是什麼? 將採用何種措施進行監測和判斷績效?成果將如何操作和評估?若然績效不佳,又該怎麼辦? 

當然,這不過是一個框架,不是計劃。因此,最終可能因缺乏目標管理原則(SMART)或以結果為導向的目標被諒解。然而,和澳門的許多框架和計劃一樣,它冒著悄然消逝的風險前行,其創造人僅僅沉迷於完成所需任務的熱情中,框架對有關人員需承擔的責任不設任何效果:對“完善教育機制”的貢獻甚弱。努力嘗試吧!你們能夠做得更好。 

我們唯一能夠預見的是,澳門50,000名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以及那些尋求一席之地的國際學生,不可避免地接受愛國主義教育。此外,根據高等教育局代局長發表的聲明,“政府不會推行任何壓制學術自由的措施”。“這實際上是什麼意思?”我自問自答,“在不適當的情況下,討論不適當的話題(不一定是政治話題),或討論令學生(不舒服)的話題,這些有別於學術自由。”所以,現在你知道了;再一次:不透明規則。 

我渴望有一天,澳門的計劃或框架能夠明確列出有關要求、實際計劃、人員安排、時間安排、領導方式、協調和管理的實施,還有具體的干預措施、人員的績效、責任分工。不過,我還是做做白日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