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誰能為澳門提供疫情後發展的建議?

世界各國都面臨著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疫情後經濟發展與確保居民健康和福祉,如何在兩者間重新取得平衡?

文:Keith Morrison – 作家及教育家


封鎖、限制和控制措施可能會在短期或中期奏效,但各國都耗盡資金和資源為居民提供保障,但僅單純地印刷更多鈔票絕非一個好主意。儘管聯合國秘書長曾呼籲國際合作以應對經濟衰退及疫情後的生活,但事實上,國際社會間缺乏合作,加上國際競爭和地緣政治的不良表現,我們無法解決經濟復甦和保護健康之間的緊張關係。該怎麼辦?

一方面,澳門居民(當中不包括那些被解僱了卻被疫情困在小城的非本地僱員)得到了澳門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除了有效地應對健康威脅外,亦致力振興本地經濟,並施行措施保持居民的精神樂觀,例如透過資助計劃及本地旅遊項目。另一方面,沿著澳門和氹仔的街道漫步,看到沿路倒閉的商鋪,這令人感到如鯁在喉。人們離開那些不會再開門迎客的商鋪,回家默默地承受苦難。儘管澳門政府為本地消費作出了支持,但這只是解決疫情後經濟復甦所需的多管齊下方法的其中一環。

令我感到遺憾的是,所有政府都必須決定何時以及如何開放經濟。這是必輸的局面;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會受到某些批評。政府什麼時候開放邊境?向誰開放?何時停止發放資助,讓人們自食其力?何時何地放寬封鎖政策以啟動經濟,但因此卻帶來病毒傳播、感染的風險?我們可以向誰尋求建議?

也許我們可以參考模擬和預測。但是,這些都是基於有別於現在的示例、情況和算法。我們沒有清晰且足夠相似的例子,我們無法學習劃定限制的界限,或在出於防疫目的的控制與放寬限制之間取得平衡,以減輕經濟崩潰的風險。保護和限制的控制措施限制了經濟復甦,但放寬又可能導致感染和絕望的危險。

向經濟學家求救呢?令人質疑的是,由於他們的大多數模型都是選擇性的,所謂預測只不過是用較高級限制代碼編寫令人眼花繚亂的花巧陳述而已,那些分析和建議通常不過是偽裝的意識形態,即選擇性、單方面和儘管他們聲稱中立,但數量極其有限。

企業領導者和雇主如何?最好不要。因為他們無法擺脫新自由主義的自私和個人功利,她們擅長將包括公家商品等一切事物商品化和物化,健康、教育、食物和住宿等人的基本權利亦無法倖免。

非政府組織呢?用處不大,因為澳門的非政府組織除非專注於商業,否則基本上都會被忽略。

去找政治家怎麼樣?我對此感到十分懷疑。政治家們都有自己的短期議程,儘管與他們所聲稱的截然相反,但這些議題並不都能與公共利益保持一致。

我們可以回顧歷史,但是在一個早已改變了的世代中,這沒有什麼可安慰或提供幫助的。我們可以看一下仍受到病毒肆虐的國家,並將其與疫情受控的國家進行對比,了解如何計劃和推動經濟復甦。然而,即使對於小型國家和地區,經濟也絕非大型經濟體的按比例縮小版本,大多各有特色。澳門有其獨特的經濟動力,同樣不是某種巨型經濟體的某種形式。

那麼,疫情後澳門的規劃有何參考或依據呢 如何在經濟復甦與公共衛生和居民福祉之間取得平衡?我擔心的是,澳門社會和居民對那些艱難決策的意見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或探討。在決定何時、何地、如何平衡經濟衰退與公共衛生之間的風險,以及在何處劃清界限時,澳門公眾的聲音應該是強而有力的。目前,我們依賴老大哥提供答案;這實在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