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刊】内地賭客 | 娛樂場與學校之間的生活

研究顯示,澳門居民進入娛樂場的次數較2004年前少。他們真正想要的是購買六合彩。 

《商訊》2020年10月特刊 | 内地賭客


澳門作為博彩城市的特點之一,娛樂場與學校僅一墻之隔,或者距教堂僅一箭之遙。 

這個在世界其他地方都難以找到的現象,到了澳門卻被視為正常。對於一個被其他地區謹慎對待的社區,居民早已習慣,當中又以澳門半島和氹仔老城區最爲顯著。 

正如澳門理工學院的曾忠祿教授所言:“博彩設施的地理靠近程度令參與博彩活動比例增加,亦帶來其他與賭博相關的問題。”他認爲,“靠近程度是根據自居住地到場館的距離或前往有關場館的便利性來衡量。”在澳門,這兩個準則都再靠近不過了。 

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主任胡慧嫻確信:“單單保護人們免受問題賭博之害還不足夠。行政部門應採取更多措施,消除賭博的負面影響。目前,公職人員被禁止進入娛樂場,但政府也應仿效新加坡或韓國,進行研究,界定對居民進入娛樂場區域的限制。”她在接受葡文報章《澳門論壇報》採訪時指出,“至少應檢查護照或身份證明文件才能進入娛樂場,澳門是一個小型城市,博彩對社區造成的影響深遠。” 

根據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定期公佈的研究數據,2003年的本地博彩參與率為百分之67.9。有趣的是,這個仍未將博彩市場自由化影響納入考慮的數字呈下行趨勢。 

根據澳門社會工作局過去的一項研究,2016年期間18歲及以上的澳門居民中,有百分之51.5曾參加至少一項博彩活動,較2013年的百分之49.5上升了兩個百分點。 

去年公佈的最新數據則證實了這一下行趨勢,創下了歷史新低。該份調查收到了2,003名受訪者的回覆,其中顯示2019年有百分之40.9居民參與博彩活動。然而,過去12個月中,約有百分之36.2受訪者表示自己曾經參與博彩活動,2016年的數據為百分之44.6;而賭徒的投注中位數自2016年的澳門幣100元下跌至83.3元,下跌了16.7個百分點。 

受到這些警告的影響,澳門居民不會在本地娛樂場浪費大量時間和金錢,卻更喜歡六合彩(有百分之26.5的受訪者表示參與),社交博彩則排名第二,佔百分之12.6,娛樂場博彩的佔比為百分之9.4。 


“澳門是一個小型城市,博彩對社區造成的影響深遠” – 胡慧嫻 

澳門最近進行了一項以居民博彩利益為主題的最全面研究,結論恰恰證實了以上數據。 

澳門大學馮家超和藍志雄2019年發表了《Segmenting Chinese gamblers based on gambling forms: A Latent class analysis(根據博彩的形式對内地賭客進行細分:潛在分類分析)》。研究顯示,“在11種不同形式的博彩活動中,六合彩最受歡迎(百分之69.9),也是過去12個月中唯一錄得超過五成參與率的項目。”社交博彩緊隨其後,佔比為百分之37.3。 

報告亦指出:“儘管澳門以城中的博彩行業聞名,但在娛樂場博彩(百分之20.2)和角子機場館(百分之12.5)分別名列第三和第四。”足球/籃球博彩以百分之11.2的佔比排名第五。其餘六種形式的參與率均低於一成,其中“白鴿票”(澳門彩票,佔百分之0.5)、線上博彩(百分之0.2)和賭船業務(百分之0.1)的比重就更加微不足道了。 

該份報告總結,“根據調查得出的結果,娛樂場玩家往往是本地的男性居民,他們大多處於失業,或是高中畢業生。這些特徵應由娛樂場籍員工記錄下來,當局應特別關注這些本地賭徒,因他們更容易出現賭博失調的問題。” 


娛樂場員工賭博失調 

多項研究表明,被確定為病態賭徒的娛樂場員工比例頗大。 

在《Disordered Gambling among Chinese Casino Employees, 2008(2008年中國娛樂場員工的賭博失調)》中,Anise Wu和Eva Wong稱119名本地娛樂場員工中,有百分之6.7出現賭博失調問題。 

“工作壓力是博彩業僱員出現賭博問題的風險因素。其他可能導致賭博參與和過度賭博的工作場所因素包括:經常參與博彩和營銷活動,容易接觸賭博活動和現金,與賭徒密切互動及飲酒等博彩工作亞文化。”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黃麗娟博士和羅沛霖博士指出。 

2013年,這些學者與15名娛樂場員工進行訪談並得出結論:娛樂場員工可能是產生賭博問題的高風險人群,“除一名受訪者外,所有受訪者均自稱過去一年,曾於工餘時間參與賭博,其中14人在娛樂場賭博,5人同時參與互聯網賭博,另外3人還與同事和朋友玩麻將和紙牌遊戲。” 

2011年,《東方周刊》雜誌透露,大量荷官前往珠海等內地城市購買或使用毒品,甚至有人將這些城市稱為“毒品天堂”。受訪者說,下班後感到疲憊時,吸食毒品會使他們“興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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