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刊】内地賭客 | 賭博失調(抑鬱症、躁鬱症、焦慮症)

澳門居民可能對娛樂場不太感興趣,但這無礙病態賭博成為當前緊迫的問題 

《商訊》2020年10月特刊 | 内地賭客


研究賭博失調是衡量社會或民族賭博風氣的途徑之一,例如將非華裔人口與其他華裔人口進行比較。透過這些研究,有人認爲中國人與賭博之間存在更大的種族關係。 

以澳門為例,由澳門大學心理學系Anise Wu教授領導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博彩參與度如此高的情況下,精神健康風險卻被忽略。” 

研究指出,“在觀察賭博失調亞組時,發現較高水平的精神病合併症患病率”,網上博彩失調症佔21.1個百分點,可能受抑鬱症困擾的比例為百分之26.3,另外百分之37則可能受焦慮症影響。“所有這些精神健康問題都可能增加人們患上賭博失調的傾向,反之亦然。研究發現,心理適應能力可以舒緩焦慮症狀與可能出現賭博失調之間存在一定關聯。”《The Comorbidity of Gambling Disorder among Macao Adult Resident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silience and Life Purpose(澳門成年居民賭博失調合併症及適應力和生活目的的調節作用)》(2016)如是描述。 

由Anise Wu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堅持,這些結果“表明了對賭博失調進行心理健康篩查的效用性,同時考慮到相關風險,在預防和治療計劃中提升患者的心理適應能力。” 

事實上,我們一直引用的研究結果與其他針對澳門居民進行的研究保持一致,自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定期發表的報告結論開始(《澳門居民參與博彩活動調查研究》):2006年至2016年期間,年齡為15歲或以上的澳門居民中,估計有百分之49.5至55.9居民至少曾經參與一項博彩活動,“當中的百分之0.7至1.3甚至曾經被認定為DSM-4病態賭徒,另外百分之2.5的人士則在2016年被判定為DSM-5病態賭徒。” 

(2000年,美國精神病學會著手對《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進行第五次修訂;兩個版本之間存在某些差異。) 

2005年,澳門大學馮家超和Bernardete Ozorio就澳門居民賭博參與率和病理性賭博患病率作出估算,發現類似的患病率為百分之5.6。 


“(澳門)這些估算所得的百分比遠高於其他賭博化的司法轄區,例如新加坡可能患上博彩失調症的比例低至百分之0.1。” 

Anise Wu領導的研究團隊則表示:“這些估算所得的百分比遠高於其他賭博合法化的司法轄區,例如新加坡可能患上賭博失調症的比例低至百分之0.1。” 

由於病態賭博與男性、年輕人和文化程度較低等人口統計學風險有關,因此先前的研究已將抑鬱和焦慮視為與賭徒相關的兩種最常見精神困擾形式。問題賭博和病態賭博患者出現情緒障礙(包括重度抑鬱、躁鬱症或躁狂)的常見合併症比例為百分之37.9,焦慮合併症為百分之37.4,該位學者還引用了之前發表的多項有關研究。“發現患有賭博失調的賭徒出現抑鬱和焦慮等症狀,增加了睡眠障礙等健康問題的可能性,這些疾病與危險行為有關,包括使用毒品和致命的自殺傾向。” 

作為首份以DSM-5標準合併症為主題的研究,選取具代表性的中國成年人作爲樣本,探討賭博失調與抑鬱、焦慮和過度上網之間的關聯,“該研究強調可能患有賭博失調的賭徒患上其他精神障礙的可能性增加,因此為博彩從業人員和政策制定者的心理健康篩查和預防提供實用的分析。” 

研究團隊建議,“賭博失調干預計劃的設計者應意識到同時出現心理困擾和賭博問題模式,並採用更加綜合的方式,解決賭博失調同時舒緩其他問題。” 


疫情有助於舒緩賭博失調 

聖公會樂天倫賭博輔導暨健康家庭服務中心主任胡慧嫻最近透露,發現受此症狀影響的居民的賭博成癮習慣有所緩解。 

胡慧嫻接受葡文報章《澳門論壇日報》的採訪時解釋,由於必須提供有效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才能進入娛樂場,因此有賭博問題的居民不太願意到賭場耍樂。 

“這項措施提高了進入娛樂場的難度,影響了玩家的意願。另外,它使人們有時間思考是否真的有必要賭博。在這種情況下,進入娛樂場的限制似乎成為了一項自我封閉的措施,”她說,“此外,經濟衰退導致居民的收入減少,同時令居民不願參與賭博。” 


中國禁忌 

來自Quebec 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的Elisabeth Papineau認為:“在中國,賭博甚為流行,儘管將過度賭博視為醫療問題是一種禁忌。” 

然而,這位加拿大學者補充道,“很少有社會學家、哲學家或心理學家對此現象進行研究,他們甚至幾乎完全無意對有關主題進行學術研究。中國不認為過度賭博屬精神健康問題。”例如,北京自《中國精神疾病分類方案與診斷標準》中剔除了病態賭博。 

她堅持說:“中國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待過度賭博:這是一個病態、功能失調,個人主義社會的產物。按照這種邏輯,‘社會主義社會’不會出現過度賭博現象。在宣傳運動中,賣淫和吸毒同樣被打上‘瘟疫’的符號。” 

因此,“打擊與賭博有關的犯罪的唯一方法是譴責和懲處賭博行為:實際上,尚未提出治療的問題。在中國社會中,‘那些因病態賭博而毀了前程,甚至失去生命的人通常被認為是壞人而並非患有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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