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hua/Zhu Xiang)

【特刊】有關學術自由

政府和大學代表保證澳門享有良好的學術自由,但同時有批評人士對此持懷疑態度。 

《商訊》2021年3月特刊 | (現代)高等教育40年


在中國發佈《香港國家安全法》的三年前,香港其中一所知名高等學府主辦了一場以《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為主題的閉門式國際學術圓桌會議。 

根據網上公開的會議安排,一名來自澳門學術界學者出席了會議並計劃發表演講。 

數週後,本刊記者聯繫該名學者,希望了解他在會上分享的見解並安排採訪。然而,他向我們再三道歉,要求我們忘記他曾經參與那次活動且選擇不分享其演講内容。 

回到2014年,兩名在本地高等教育機構任職的全職教授被解僱,這一決定看似與兩人的政治觀點有所關連。 

這些事件引起了一場關於學術自由的辯論。然而,人們對當中的含義卻有不同的見解。 


“有時候學術自由的話題令人感到困惑,因我們需要理清學術自由的背景。學術工作包括教學和研究。”  – 姚偉彬 

曾任澳門大學校長的姚偉彬在接受本刊記者訪問時指出:“學術自由是一個敏感且棘手的話題。”姚偉彬的理解是,“有時候學術自由的話題令人感到困惑,因我們需要理清學術自由的背景。學術工作包括教學和研究。大學教授根據課程或特定課程的内容規定進行教學,他們不得隨意地更改教學內容,因這樣的做法不專業。研究依賴資金支持,資金支持可以是有限的、受一定限制的或優先的。”他以自己的經歷為例,“身爲一名工程學教授,我看不到任何真正的學術自由問題。正如我之前所言,學術自由問題確實棘手。” 

曾與姚偉彬在澳門大學共事的郝志東則持不同觀點。2015年,郝教授發表了一項研究並指出:“在本地大專院校的教職員工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兼職雇員感到缺乏職業保障,另外有約一半人士缺乏博士學位資格,未能達到專業化水平。因此,根據西方傳統,他們無法享受期望中的那種專業自主權和學術自由。”由於澳門不設任期制,該研究表明,“即使是全職教職員工也不享有工作保障,因此也沒有太多的學術自由”。 

“儘管教職員工的薪酬水平較高、享有優厚的福利待遇、擁有會議和研究經費,但他們仍選擇服從、保留、疏遠的態度且士氣低落。”郝志東總結說,“溫順和服從的教師製造了一個服從的學生群體,兩者又一起打造了一個被動的學習環境。師生均沒有就具爭議的話題、政治或其他方面議題開展討論。” 

澳門大學負責全球事務的副校長馬許願教授擁有20多年研究經驗,他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學術自由。2019年,他在接受澳廣視葡文採訪時強調,學術自由主要與科學研究有關。馬許願指出,以澳門大學爲例,研究提案的主題不設任何限制,主要根據其科學長處進行評估。他强調,多年來,多項以澳門、香港和台灣政治局勢為主題的研究項目都得到了資助,當中包括郝志東教授領導的數項研究。 

去年9月,他在澳門電台播出的另一次採訪中強調,講師應避免在課堂上公開表達個人政治觀點,這在西方國家亦同樣有效。 

“即使是全職教職員工也不享有工作保障,因此也沒有太多的學術自由” – 郝志東 


關於批判性思維 

在中文版《澳門青年政策(2021-2030)》諮詢文本中,教育暨青年局(教青局)用“審辨思維”替代了一貫使用的“批判思維”,以展開發展本地青年分析素養的論述。 

教青局青年廳廳長張敏輝解釋,迄今為止,中文“批判”一詞等同於英語 “critical”,含“否定、反對、蔑視和衝突之意”。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也為這一變更辯護,認為之前中文文本中所使用的“批判思維”一詞含“負面意味”,並表示鼓勵本地青年“無需以咒駡、暴力的方式”進行分析,應以建設性的方式就如何改善問題提出建議。 

“當政府高級官員在發表聲明時,製造了一個希望避免批評政府的形象。歐陽司長似乎希望青年人不要批評政府,此外,她還試圖避免在社會中出現反政府觀點。”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認爲。 

《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2021-2030)》列明:“深化學生對國情、區情和國際環境的認識,培養愛國愛澳情懷。” 

在介紹該份文本時,時任高等教育局代局長曾冠雄被問及高校愛國主義教育會否限制機構的自主權。“我們一直強調,機構應享有自主權,但前提是不違反法律。這些機構的負責人一再強調學術自由的存在;再者,在我們的法律規定中,學術自由始終非常明確。”曾冠雄認爲,“如果在課堂上,學生開始沉迷於可能對課堂或其他學生造成困擾的思想,這是另一個問題,與學術自由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