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hip carrying the slogan of "celebrating the passage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sails at the Victoria Harbour in Hong Kong, China, July 1, 2020. (Xinhua/Lui Siu Wai)

【特刊】香港詳解A到Z (A – E)

兩大“核彈”

本期專題報道所羅列的清單於去年年底就完成了初稿。也就是說,早在2019年年底,當地反對派在區議會選舉中贏得絕大多數議席後,我們便已構思了這個關於香港的主題。原定於今年9月舉行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本應是2020年的政壇焦點。我們當時還計劃同時探討去年反逃犯條例修訂造成的影響。

《商訊》2020年9月特刊 | 香港詳解A到Z

撰文:João Paulo Meneses


然而,今年年初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並造成了極大破壞,2020年的預測亦因此出現變化。這是第一枚核彈。

六個月後,香港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激增,導致選舉要延期一年舉行;然而,北京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港區國安法》)並全票通過,從實際上改變了一切,許多人自以爲清楚香港的狀況。這是第二枚核彈。

Timothy McLaughlin在《大西洋月刊》中寫道,我們會否面對預料中的“香港盡頭”,還是如Mark Twain所說的那樣,“香港之死”的報道顯然被誇大了?又或如商人Alan Zeman預測的那樣,這將成爲香港穩定繁榮的新“起點”?

面對如此巨大的不確定性,我們著手準備了本期專題報道,但我們堅信,掌握正在發生的事情並了解過度複雜的情況變得越來越迫切。

我們期望,能協助讀者實現這一目標。


Alliance(聯盟)—奇怪的是,在香港這樣一個兩極分化的社會中,最能引起共鳴的詞彙反而是:聯盟。聯盟是香港政壇的關鍵詞,且具有不同的類型和形式。

這一切始於1989年,因應六四事件而成立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或“港支聯”)。中國内地當局已將其標記為具有顛覆性。已故前立法會議員及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等多名支聯會主要成員自六四事件後就不能踏足内地。

數年後,“聯盟”一詞還被用作描述一個親中保守派政治組織,該組織由商人和專業人士組成。由已故前立法會議員兼行政顧問羅德丞牽頭成立的新香港聯盟(簡稱“新港盟”)被認為是最保守的親北京團體之一,與另一個親中組織香港協進聯盟(簡稱“港進聯”)和誕生於2005年的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簡稱“民建聯”)脫穎而出。1997年香港回歸後,由李慧琼領導的民建聯與當時最大型的反對派團體民主黨和親商(建制派)自由黨一起並列香港三大政黨。

2010年至2013年期間,以實現全面普選為目標,香港12個泛民主團體組成了真普選聯盟,成員包括了27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我們無法完整地了解當中的選擇範圍,如果不參考“聯盟”釋義的話,“一群溫和的立法會議員,他們通常是親政府且獨立的,並組成了民主派和建制派之外的第三支立法會隊伍。沒有政黨的隸屬關係,他們都是通過立法機關職能選舉產生。”


Benny Tai(戴耀廷)- 近年來,這位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的影響力即使不是最大,也是其中一位最具影響力的反對派政治活動家和知識分子。

在過去數年中,他始終挑戰香港特區政府和北京利益,並擔任有關運動的思想家角色。

戴耀廷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背後的策劃人之一,“2014年一場非暴力的公民抗命運動,向香港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其實現全面民主。”此次示威活動後,他於2016年發起“雷動計劃”,希望在當年的立法會選舉中選出最民主的候選人。

另外,戴耀廷也是“風雲計劃”背後的腦袋,反對派於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成功贏得了多數議席。

2018年3月,他因發表香港獨立的言論受到北京和香港政府、親中媒體和政界人士的全方位攻擊。

然而,他未有選擇蟄伏等待。戴耀廷發表香港可以考慮獨立或與中國其他地區結盟的提議,並因此為人所知。這樣的言論亦引起中國和親北京立法會議員的熱烈爭論,周浩鼎議員曾特別譴責維權人士將香港的街頭變成“鮮血河床”。戴耀廷解釋說,他正在考慮以這種可能性實現學術自由。 

甚至中國要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的打算被揭曉之前,戴耀廷就表明自己計劃參加原定於本月舉行的立法會選選:一個“大規模憲法武器”或(不可能實現的夢想?)在70個席位的議會中實現民主多數制的夢想:即“35+”策略。他辯稱:“立法會過半是最致命的憲法武器。”

在了解新法律細節之後,戴耀廷似乎放棄了這個計劃,並表示:“這是一國兩制的終結,香港‘極權化’的過程已經完成。”這位法律學者在約60萬選民的初選中為反對派投下一票後,向美國廣播公司新聞記者表示,“香港人民再次創造了歷史。”去年7月,戴耀廷因2014年聯合發起的公民抗命運動被裁定罪名成立早前被香港大學解僱。


Covid-19(新冠肺炎)– 真相是,當反對派候選人於去年11月區議會選舉中以壓倒性優勢獲勝時,自6月開始的街頭活動便已失去了動力。那場具歷史意義的投票之後,這一點變得更加明顯。

即便如此,仍有少數示威者堅持與警方對峙,尤其在週末期間。當時的形勢十分清楚,政府除了放棄引渡法案之外不會滿足其他要求。因此令人疑惑,如何解決僵局?如何恢復正常?

在得到答案之前,香港便面臨人類百年來所經歷的最大型流行疾病。作爲旅遊樞紐和一個非常依賴内地消費者的經濟體,香港被迫關閉邊境,自我隔離,街頭抗議活動亦停止了。

實際上,當局繼續呼籲避免人群聚集和保持社交距離,並以此為由拒絕了6月4日紀念天安門事件的集會請求——然而,該次活動照常舉行——另外,6月12日,即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行動一週年,有數千人上街,但顯然屬少數。

就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的危機中,中央政府6月30日推出全新的港版國安法。7月,香港新冠肺炎病例激增,每天均錄得超過100宗確診個案。7月下旬,林鄭月娥援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將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舉行,理由是疫情再度爆發,對當地社會造成影響。

至於要評估疫情對當地經濟造成的影響,現在還為時過早。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香港今年第1季度經濟萎縮幅度可能比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或亞洲金融危機(1997-1998)的影響都要嚴重。”

另外,持續了將近一年的示威活動所產生的影響亦須被納入考慮。數據表明,由於缺乏旅客,2019年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間的全港零售業務收入減少了180億港元。此外,這導致同期的城市生産總值下降了百分之3.7。


Disqualification(喪失資格) – 香港政治選舉制度的特徵之一就是取消議員的資格。

自2016年上屆立法會選舉以來,泛民主、地方主義者和自決陣營的六名當選議員因在宣誓就職時提出的爭議性言論或行為,最終被取消議員資格。另外,數名激進的反對派政客由於反對《基本法》而被取消參加地方區議會選舉的資格。

因此,自2016年以來,所有候選人都必須首先簽署一份維護《基本法》的誓言,表明自己支持《基本法》。然後再由選舉主任決定候選人是否真正履行承諾。

然而,簽署誓言本身並不保證候選人能夠在選舉中佔有一席之地。本土派領導人梁天琦簽字了,但是由於不獲選舉主任信任而被取消資格。

作爲全國人大常委會唯一一位香港代表團成員,譚耀宗寫道,反對新《國家安全法案》的候選人“應被取消參選資格”。

但是,與林鄭月娥的理解一樣,情況有些模棱兩可:“我不能簡單地說出什麼行為或言論將導致候選人喪失資格。最重要的是要依法行事”。

《南華早報》評論道:“分析人士警告,即使内地政府選擇不對那些未能表明效忠其政權的候選人施加控制,但法律的含糊之處可能對競選活動造成令人不寒而慄的影響。”

hongkongfp.com援引親中重量級政治人物譚惠珠的話,她認為選舉主任未能恰當地對候選人進行審查,沒有候選人因在區議會選舉中提出的口號而被取消資格。

因此,民進黨領袖楊岳橋警告:“反對派中沒有人保證自己能夠參加選舉。”去年七月,選舉管理委員會公佈12名候選人提名無效,因候選人維護《基本法》的“意願”並宣誓效忠香港特區的承諾無法被認為是“真實且可信的”。數天后,宣告選舉延後一年舉行。


Extradition bill(引渡法案)– 沒有人能想到,2018年初在台灣發生的罪案會改變香港的歷史進程。

實際上,如果說2019年是香港近代史上最動蕩的一年,那麽導火綫便是19歲的香港居民陳同佳承認犯下了這一罪行:他在台灣謀殺了懷孕女友潘曉穎。陳同佳向香港警方承認謀殺的罪行,但香港警察卻未能指控他謀殺或將他引渡到台灣,因為香港與台灣之間沒有引渡協議。

有見及此,建制派要求訂立引渡法案,這在去年2月林鄭月娥內閣提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時,即引渡條例,得到了證實。

草案立即遭到質疑,甚至有親北京陣營的人士表明自己保留的立場。然而,在香港街頭,情況迅速升級並最終於6月9日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組織者表示,有100萬人參加了是次示威(警方統計僅270,000人參與)。示威者除了要求撤回該草案外,還要求行政長官下台。

數天後,林鄭宣布“暫緩”擬議法案。10月23日,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宣佈政府正式撤回法案。

然而,這仍未足以叫停香港的街頭活動。抗議活動迅速演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街頭戰鬥(閱讀暴力一文)並要求更廣泛的民主(普選)。

新冠肺炎的大爆發結束了抗議活動。四個月後,北京出台《國家安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