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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香港詳解A到Z (K – O)

Kingdom, United(英國,聯邦) – 關於約三百萬香港居民或可以移居英國的消息幾乎令所有人措手不及。Boris Johnson寫道:“這將成為我們簽證制度歷史上最大的變化之一。” 

《商訊》2020年9月特刊 | 香港詳解A到Z


從各個方面來看,該項措施是英國對中國推行國家安全法的回應,並有可能為香港特區近半數居民開啟移居英國的途徑。其他回應措施還包括中止引渡協議和停止向香港出口武器。 

這種“緊急出口”包括1997年主權移交前向香港居民發出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英國政府表明,目前約有35萬人持有該證件,1997年之前在香港居住的250萬人也有資格申請該文件。 

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持有人有權在英國居住五年,之後就申請定居——實際上,這個證件可以轉化為永久居民身份,在定居12個月後,他們可以申請公民身份。英國外相藍韜文表示:“這個數字不設上限。” 

中國的反應很直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敦促英方放棄在香港延續殖民影響的幻想,立即糾正錯誤。”同樣地,中國駐倫敦大使劉曉明指責英國“粗暴干涉中國內政,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數天後,他稱中國可能不承認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是合法的旅行證件,但目前尚不清楚該警告的實際含義。 


Lam, Carrie(林鄭月娥)– 調查顯示,林鄭月娥2017年7月就任香港行政長官時,曾被寄予厚望,並獲得廣泛支持。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其中一項民意調查,她在上任初期的支持率高達百分之63.6。然而,至2018年末,她的支持率已跌至百分之50以下;到2019年6月,她的民望更是低至百分之30,當時爆發大規模反引渡法案抗議活動,令香港陷入自移交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有民意測驗師指出,該數字在2019年10月低至百分之20。 

當時,香港街頭不時有人大聲呼叫,要求她下台,北京卻始終拒絕這樣做。無論如何,她似乎不會與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有相同的結果。2003年7月發生反第二十三條立法抗議後的二十個月,董建華辭職下台。  

如果由她決定的話,會怎樣呢?繼去年抗議示威後,她會辭職嗎?路透社於2019年8月公佈了林鄭月娥與一群商人講話的錄音,提供了啟示。她說:“如果我有選擇的話,首先是辭職且真摯的道歉,要下台。”同時,她強調,整場危機已提升至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水平。 

2020年6月,就在中央政府宣布將為香港頒布《國家安全法》後不久,美國《大西洋》雜誌發表一篇引人注意的報道,標題是《The Leader Who Killed Her City(殺死城市的領導人)》。 

這篇文章談論了西方世界對林鄭月娥的看法,當中基於兩個假設:“林鄭是香港近代史上最不受歡迎、最具災難性的領導人,她的決定和失敗的施政帶來的後果能具全球影響力”。 

根據1990年代後的民意測驗,第一個假設成立,而第二個假設(“香港近代史上最具災難性的領導人”)則頗具戲劇性,需要時間進行進一步驗證。 

她處理了引渡法案危機後,人們猜測林鄭只能擔任一個任期的行政長官。然而,最近的事態發展使總體政治局勢陷入一片混亂,因此,排除現任領導人參與2022年選舉以謀求連任的設想仍為時過早。 

就是說,如果引渡法案對行政長官來說是一場噩夢,那麼國家安全法案似乎是對她犯下錯誤的安撫。她將新法描述為這座城市移交給中國以來的“最重大發展”,這絕非偶然。 她認為,法律將結束街頭的混亂,創造一個“穩定、和平的環境,使人們能夠在這裡快樂地生活和工作”。 

儘管她的內閣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參與制定新法的過程,但林鄭似乎(至少在公開場合)並未因這一事實而受到指責。相反,她仍然熱衷於展示個人優點。對未來的香港而言,“隨著時間流逝,信心會日益壯大。” 

林鄭月娥2017年發佈就職演說時表示:“我希望香港人幸福且充滿希望,”她同時承認,“香港累積了很多挫敗感”。 

任期三年零兩個月,這肯定不是她預期中的結果。隨著中美緊張局勢持續加劇,香港陷入了動蕩。這場危機具有明顯的地緣政治影響。林鄭月娥面對的不僅在政治上,還有在個人方面的壓力。 

繼國家安全法實施後,她與其他十名中國官員遭到了危害香港居民自由的指控,一起成為美國政府制裁對象。 

“當然,各方各面或會遇到一些不便,因為我們必須使用某些金融服務,我們不知道這會否影響經營美國業務的代理機構,還有信用卡的使用亦遭到了一定的影響。”制裁生效後,她於8月接受中國環球電視網採訪時表示。 


Macau澳門)– 比較中國兩個特別行政區是闡述“雙城故事”的必然步驟,儘管兩地基本的政制安排如出一轍,但歷史、政治、社會和經濟卻大不相同。澳門公眾根深蒂固的愛國主義情懷展示了對國家主權的強烈堅持。 

去年12月20日,習近平在主持澳門新一屆政府主要官員宣誓儀式時發表的講話就反映了這一點。 

國家主席強調,澳門居民具有愛國主義傳統、濃厚的民族認同感、歸屬感和民族自豪感,牢固地堅持了“一國兩制”原則的社會政治基礎,在“一國兩制”原則的實踐中發揮“獨特作用”。 

他補充說,澳門特區確保中央機關行使全面管轄權,同時準確地施行最高程度的自治。 

習近平甚至提出“具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港澳兩個特區在執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方式上存在差異,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如前所述,與中央政府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相反,澳門自行制定了法律,“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及其他《基本法》中列明的罪行。澳門於2009年完成立法工作,在法律的平衡和考量方面值得讚譽。 這部法律在澳門立法會審議通過,且至今尚未被用來起訴任何人。 

早在2018年,政府就設立了一個由行政長官領導的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人們提出完善澳門國家安全立法的需要。至四月下旬舉行的施政方針辯論中,保安司司長黃少澤表示,將盡快成立委員會。 

這意味著澳門已經推行了加強國家安全法規及完善機構的措施。既然香港法律已經生效,迫在眉睫的問題是,是否修訂澳門法律,使其更接近對岸特區那部標準更為嚴格的法案。 

此前,澳門前任特首兼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何厚鏵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中國外交委員會政治研究室主任提出應完善澳門的國家安全法案。 

7月中旬,當被問及澳門是否要效仿香港的做法時,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表示,應由北京來決定是否需要如香港那樣,成立一個由內地主管的國家安全機構,就正如香港新法造成的結果一樣。 

最近,行政長官賀一誠8月離開澳門赴北京進行官方訪問前表示,即使澳門法例有“改善”的餘地,但任何法案的修訂都不能簡單地遵循北京施行的香港國安法規則。 

行政會委員歐安利和前立法會議員關翠杏等社區領導人亦表達了類似的想法。另外,直選議員高天賜則認為,“常識將佔上風。在不同的現實環境中推行一樣的法律,這樣的可能性不大,也沒有必要。” 


National Security Bill(國家安全法案)– 法律能夠改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嗎?就香港而言,數年後便可見分曉,然而,該法律具有獨一無二的特點,只需看看華盛頓和倫敦前所未有的激烈反應。包括法國、德國、澳大利亞和日本在內的其他25個國家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向中國罕有地發出了口頭譴責”,對新法表示“甚為關注”。 

另一方面,主要來自亞洲、非洲和部分拉丁美洲的53個國家表示支持北京的行動。 

這是在華盛頓與北京發動貿易戰之後,兩國間的競爭加劇且關係日益緊張的背景下發生,這是我們必須納入考量的因素。  

應該考慮到,這是在華盛頓與北京發動貿易戰之後,美國與中國之間競爭加劇和關係日益緊張的背景下發生。 

從憲法角度來看,此事引發了激烈辯論。這部被某些專家描述為“違憲”的法律繞過了地方立法機構,由人大常委會直接制定並通過。批評者認為,這與《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列明特區應“自行”立法的條款互相矛盾。那些譴責北京舉動的人強調說,北京是在不公開的情況下制定並通過該部法律,這意味著香港在新法頒布之前一無所知。 

當法律的內容被公開且實施後,香港大律師公會立即對法律的內容和實施方式表示深切關注。該律師團體認為,法律的規定“削弱了(香港的)高度自治……並破壞了‘一國兩制’模式的核心支柱”。 

中央政府和其他專家則對此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首先,他們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有23年時間履行《基本法》列明的這一義務,卻遲遲未能做到,因此存在法律漏洞,必須予以彌補。他們還認為,鑒於當前的情況,在可見的未來香港特區都不大可能實現自行立法,並引用去年爆發的街頭運動——有時涉及暴力——當中包括故意破壞,即損毀國家標誌、高速公路、地鐵和機場路障等行為,甚至有團體提出香港獨立並要求外國干預,例如美國對香港和中國的制裁。紐約大學國際法教授James C. Hsiung辯稱,與中國的例子一樣,“該法律的訂立是遵循憲法,並與單一制國家的既定傳統保持一致”。 

的確,這項法律已在香港討論了很多年。但是,為什麼選擇現在頒佈?它與社會對引渡條例的挑戰有什麼關係?香港政治學家Éric Sautingé表示:“我認為,該部法律的目的是讓香港人感到恐懼。”反對該部法律的示威活動只吸引了數百人參與,且報導指許多居民已經刪除了互聯網上那些被認為是“敏感的內容”,這絕非偶然。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再次表示,該法律僅針對“極少數的非法和犯罪行為”,並且“將保護絕大多數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這些話能夠令大多數香港人感到心安嗎?就如同許多其他問題一樣,需要更多時間驗證。 


One country, two systems(一國兩制)– 推行《國家安全法案》造成的轟動在城市多個領域留下後遺症,其中之一是合法性:香港內外有很多聲音質疑,該部法律的內容及其制訂方式令人對鄧小平說服英國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原則產生疑問。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同意“‘一國兩制’之死已成為了陳詞濫調”,香港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說。 

問題似乎更加複雜:香港報章《明報》6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百分之64的受訪者認為《國家安全法案》會損害“一國兩制”模式。 

也就是說,這不僅成為了香港民主運動的論據,還是特朗普政府簽署命令,撤銷香港特殊利益與相關商業優惠措施的動機。 

實際上,除中國及其“狼戰士”之外,幾乎沒有人為捍衛這部新法律的優點發出任何聲音。福坦莫大學法學院萊特納國際法暨正義中心Martin Flaherty教授認為,“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習近平領導下取得的輝煌成績,難以看到《國家安全法案》的其他作用,除了扼殺‘一國兩制’外”。類似的觀點變得普遍。 

根據協議,中國承諾香港在2047年前保持一定的自由和自治。新法則首次明確提出,中國當局將對某些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擁有管轄權,同時首次允許內地安全機構到香港公開設立辦事處。 

“我認為在過去數十年 ,許多人已經預測到兩地獨立的生活方式和管治系統將不復存在。 但是,儘管在前進的路上碰到一些短期的挫折,但香港仍然繁榮昌盛。 因此,我相信,儘管公眾對這項新法存有疑慮,但在國家的支持下,我們將能夠實現經濟、社會和國際上的反彈”葉劉淑儀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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