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democrat lawmakers and activists make their way to China’s Liaison Office during a rally against a security law in Hong Kong, China, 22 May 2020. EPA/Jerome Favre

【特刊】香港詳解A到Z (U – Z)

Universal Suffrage (普選) – 有聲音稱,儘管港澳兩地分享一樣的文化和語言,但社會和政治格局的相似卻正在逐漸消逝,這很常見。 

《商訊》2020年9月特刊 | 香港詳解A到Z


透過普選產生決策者是導致兩地分野的主要標誌之一。 

在澳門,只有四名議員擁護這面政治旗幟;反觀香港,甚至建制派陣營中也有捍衛這一道路的聲音。 

儘管執行速度因人而異,但對於香港一半以上的居民而言,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是優先事項:去年,政府草擬引渡法案後, 示威者提出的五項要求中,就包括了立法議會選舉和行政長官選舉普選(口號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路透社於2019年12月至今年6月間進行了多項民意調查,發現結果有顯著變化,然而,公衆對普選的支持僅下降了五個百分點(從百分之68降至百分之61)。這實在出人意表。 

對於港澳兩地的顯著差異,實在難以找到解釋。相信其中的原因包括,選舉制度的部分民主化首先發生在葡萄牙殖民地,而非源自英國殖民地,但這種差異僅體現在香港《基本法》,澳門的小憲法根本就沒有提及相關内容。 

在新的《國家安全法案》背景下,可以肯定,無論事態如何發展,當地相當一部分居民將繼續堅持要求落實普選制度。 

會否按照北京指示的路線前行(正如2014年的指示那樣,引發社會反對並爆發“雨傘運動”)?還是完全不受限制地行動? 


Violence(暴力)– 從許多方面來説,2019年爆發的抗議活動為香港社會打下了標記。最明顯的例子之一是活動以前所未有的暴力方式發生。突然間,香港主要街道上到處可看到“莫洛托夫雞尾酒”的畫像。 

暴力成為了雙方爭辯的主要話題之一:抗議者抱怨警察使用暴力,當局亦指責大部分抗議者的侵略性。 

事實上,反對引渡法案的抗議活動最初以和平方式開始,情況自6月12日急速變化,部分抗議者(“街頭戰士”)摧毀、破壞公共或政府設施、縱火,更有市民被惡意縱火嚴重燒傷,因而最終導致反條例組織分裂。 

2019年的抗議活動以暴力為特徵,政府將其描述為“暴動”,儘管後來對該描述作出了修改,稱存在“部分”暴動人士,但抗議者對這一名稱提出異議,並列入五大訴求之一。 

另外,6月12日的抗議活動期間成立了獨立調查委員會,著手調查警察的行為和使用武力。然而,據報導,警隊指揮官不認為一線防暴警察行為不當,林鄭政府本身亦拒絕採取任何紀律處分,始終支持警察。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Michelle Bachelet要求香港政府因應警察對示威者使用武力進行調查,並稱示威者不斷升級的暴力行為使她“感到不安和震驚”。國際特赦組織卻稱讚抗議者有奉獻精神,儘管他們面對“警方濫用暴力手段”,其中包括“使用催淚彈、任意逮捕、人身攻擊和拘留中的虐待”。 

香港政治學退休教授鄭宇碩表示,“對中國當局的疏遠和反對可能使警方相信對民主運動的讓步是徒勞。” 


Washington(華盛頓)- 5月27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通知國會,特朗普政府認定香港已不再具有高度自治。兩個月後,商務部長羅斯(William Ross)表示,香港特殊地位因此被撤銷。《華盛頓郵報》引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曾銳生表示,撤銷特殊地位“就像啟動了核選擇,預示著香港死亡的開始”。6月,美國參議院一致通過相關法案,將強化美國政府制裁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及香港《基本法》的個人和企業的能力。另外,在美國國會上,兩黨多名議員提出一項草案,為香港居民提供難民保護。 

為什麼要這樣?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4月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百分之66的美國人對對中國持負面看法,其中百分之62的人認為中國是主要威脅。同時,據了解,聯邦調查局局長認為中國所謂的間諜和盜竊行為是美國未來“最嚴重的長期威脅”, 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 )7月透露,聯邦調查局針對中國政府展開了超過2,000次調查。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Stephen Collinson和Caitlin Hu以《Let’s dispense with the idea that Donald Trump cares about democracy in Hong Kong(讓我們放棄特朗普關心香港民主這一想法)》為標題進行評述。換而言之,我們必須將美國在兩個月內舉行大選的事實納入考慮。他們還寫道:“目前,特朗普完全有政治動機,重新塑造他於2016年扮演的對抗中國強硬派民粹主義者的角色。” 

牛津經濟研究院資深經濟學家胡東安指出,“儘管美國強烈反對國家安全法,但迄今為止美國採取的措施仍相當溫和。”原因或許正如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的Ryan Hass所指出的那樣,“美國官員和機構在香港維持正面存在的機會越高,保留‘一國兩制’模式的機率就越高。美國將需要牢牢把握香港中產階級和年輕人的利益,他們將成為香港未來政治發展的重要角色。” 


Xi Jinping(習近平)-  2017年,習近平最近一次到訪香港時,曾警告不要越過破壞中國主權的“底線”。 

這位中國領導人承認“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具體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怪”,但他發出了更具體的警告:“這座城市經不起折騰,經不起內耗。” 

不論是習近平,還是其他人,都無法預料到一年半後所發生的事情。那時,由於香港特區政府擬議《逃犯引渡條例》,導致香港似乎陷入了內戰。 

有趣的是,在11個月的時間裡,這位中國領導人或許以為特區政府有能力解決此事,未有發表講話並拒絕進行干預。 

5月,《國家安全法案》出台,香港的一切都改變了。就如同習近平對香港恢復治理和失去國際影響力之間失去了耐心,並打了最後一張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堅持鷹派路線,並在示威活動期間呼籲民族性和愛國。他可能預料到西方對民主派前領導人被捕及港區《國安法》的施行作出強烈反應。但他顯然願意為此付出代價。”香港城市大學退休政治學教授鄭宇碩表示。 

在任命負責維護國家安全辦公室的官員時,習近平不僅在自己的親信中進行選擇,還委任了一名所謂的強硬派官員:廣東省黨委秘書長鄭延雄,據稱此人的背景是宣傳和鎮壓異議。2011年,鄭延雄曾這樣描述:“外媒信得過,母豬都上樹。” 


Yellow Economic Circle(黃色經濟圈)– “儘管面臨諸多挑戰,但黃色經濟圈或將蓬勃發展並成為一個全球經濟系統,擺脫香港政府和大型企業的影響,塑造城市的未來。” 

在那個遙遠的5月初,學者兼企業家沈旭暉寫下這些話的時候,黃色經濟圈,即那些支持抗爭運動的商家,仍然是反送中暴力衝突後被遺留下來的“美麗夢想”:“黃色經濟圈的首要任務應該是讓更多的企業參與其中,並鼓勵更多中層港人協力推動這一事業。” 

5月底傳出消息且自那時起,黃色經濟圈的商家成為了新《國家安全法》的首批受害者之一。 

“在法律實施後,我們立即移除了所有與抗議活動有關的產品,包括畫作、海報和旗幟等,因為該部法律未有明確列明構成顛覆罪行的行為。”裱Onestep Printing的老闆Ivan Ng說。在7月的第一個周末,他向路透社透露,總銷售額急跌了八成之多。 

黃色經濟圈可能是新法律的間接受害者,但事實上,僅光顧“民主商家”的現像困擾北京已久。 

5月,中聯辦發表聲明,指責消費者對民主商家的支持“違反”了自由市場原則。另外,該份聲明還譴責反對派議員利用“黃色經濟”保證自己在9月大選中贏得席位,並聲稱香港的經濟已被這些政治人物“綁架”。 

6月初,正如另一位學者肯塔基大學副教授Sharon Yam在《香港自由新聞》上的評論一樣,黃色經濟圈提醒我們“跨國企業與壓迫性國家政權之間勾結導致的全球性社會經濟問題。換句話說,黃色經濟圈對香港內外都有深遠的影響。” 

從現在開始的一年,將有可能看到黃色最初的本質。 


Zen, Joseph(陳日君樞機)- 親中媒體首次點名痛批香港的主要反對派代表,陳日君樞機是四人中的其中一員(請參見本期專題報道《四人幫》)。 

數年後,陳日君被排除在外。可以肯定的是:這位退休的紅衣主教始終沒有改變,仍然是北京和特區政府譴責名單中的重量級人物,亦沒有減少其公民參與。如果香港出現了一名中國的“第一公敵”,那很可能是陳日君。 

CARMO CORREIA / LUSA

中國的問題是,與其他“敵人”不同,難以攻擊那些受歡迎程度甚高的人士(甚至是那些不同意您想法的人士),沒有玻璃屋保護的人(否則,他們早已被發現),還有那些,例如,在反對引渡條例時,始終捍衛和平方式的陳日君:“讓香港保持冷靜,讓我們找到爭取民主的新方法。” 

毋庸置疑,於2009年退休的樞機陳日君在香港仍然具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儘管他已經88歲了,但他仍堅持定期更新博客,闡述自己的兩個主要目標:中國(“中國已成為世界的威脅”,他指的是疫情大流行)和梵蒂岡。 

 “在香港,在整個動蕩的時代,有這麼多年輕人遭受警察的殘酷對待,梵蒂岡一言不發。”這位早已退休的香港樞機主教在談到《國安法》時說,“我們需要一個奇蹟。” 

紅衣主教繼續發動進攻,但中國似乎希望繞過他,處理的手法有別於其他直言不諱的反對聲音。北京在等他自動閉上嘴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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