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 photo taken on July 15, 2020 shows Ngozi Okonjo-Iweala attending a press conference in Geneva, Switzerland. (WTO/Handout via Xinhua)

【特刊】WTO需“戲劇性改革”

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向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請求:“給世界貿易組織一個機會。”

《商訊》2021年10月特刊 | 中國與WTO


改變世界的二十載

甚至連提出中國經濟開放設想的鄧小平亦無法預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二十年所創造的真正影響。

中國向世界貿易市場打開大門並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無論是對世界,還是中國本身。

在接下來的篇幅中,我們將從多個角度向讀者展示中國帶來的巨變,探討不同的話題,從中國加入WTO的背景,到中國在抗擊新冠疫情的鬥爭中解決疫苗短缺問題等。

過去的二十年見證了國際貿易所發生的重大變遷,中國將在世貿組織改革決策過程中扮演決定性角色。

P.S.:本期專題報道凝聚了世界貿易問題領先專家的精闢見解。我們與澳門大學汪超教授和Rostam Neuwirth教授一起,聽取了來自中國頂尖專家屠新泉和台灣權威人士李淳的意見。我們在此感謝所有參與其中的人士,包括日內瓦貿易平台執行董事Dmitry Grozoubinski。

撰文: João Paulo Meneses ([email protected])


“世貿組織確實需要改革,甚至更多改變,這是客觀的事實:即1945年在《聯合國憲章》的支持下建立的現行國際法律秩序的整個架構,”Rostam J. Neuwirth坦言。

澳門大學法學院Neuwirth教授指出:“從1947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即GATT,到 WTO的過渡具非凡意義。與此同時,WTO早於互聯網誕生,與信息技術及其他嶄新技術所開創的新時代相比,其歷史更為悠久。”證明改革勢在必行的其中一個例子是“WTO提出許多與電子商務相關的規則,以及其他被誤解為‘非貿易問題’的問題(事實上,大多數人們都將非貿易與貿易領域結合起來進行思考) ,都需要創新的想法和大刀闊斧的改革。”

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高樹超教授補充道:“世貿組織成立25年後,現正處於關鍵時刻:其首輪,也是唯一一輪談判,實際上已告失敗,機構內部的兩名巨頭陷入一場毫無顧忌的貿易戰爭,作為組織的權杖,WTO上訴機構陷入了癱瘓。

Ngozi Okonjo-Iweala

“然而,WTO成員國之間對世貿組織改革的緊迫性逐漸達成共識,成為了烏云密布中隱藏的一縷曙光。”

作為亞洲研究WTO的首席專家之一,高教授接著說:“另一個共識是中國對WTO改革的重要性,中國憑藉世界貿易市場最大型成員的地位成為組織的關鍵成員,此外,正如某部分成員國所認為的那樣,世貿組織是一個建立在市場經濟原則上的機構,與世界上最巨型的非市場經濟體中國之間存在著必然的緊張關係。”

一如高教授所解釋,這種緊張局勢的跡像於2019年5月顯露了出來,當時中國就WTO改革正式提出建議,進一步闡述了中國所關注的主要問題,以及需要採取的具體行動。

“雖然許多建議直接回應了之前提到與中國有關的改革建議,但中國亦試圖通過主動作出攻勢,以求扭轉局面。例如,中方提議優先解決世貿組織面臨的生存問題,如上訴機構成員任命程序僵化、濫用‘國家安全例外’、訴諸單邊措施等。當然,鑑於與日俱增的壓力,中國的大部分提案均以上述數點為目標,”高教授具體介紹。

北京對外經貿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院長屠新泉教授則持反對意見。他反駁道:“希望改變或改革WTO的並非中國,而是美國。”

“希望改變或改革WTO的並非中國,而是美國。中國的首要任務是維護世貿組織的主要原則和功能,同時支持必要的改革,以確保世貿組織的相關性和有效性。”

– 屠新泉

屠教授告訴本刊記者:“中國的首要任務是維護世貿組織的主要原則和功能,同時支持必要的改革,以確保世貿組織的相關性和有效性。”

澳門大學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超認同這一觀點。他指出,“美國對世貿組織的敵意導致上訴機構停擺了。在我看來,世貿組織改革的最大障礙源於美國的不情願。”

他繼續解釋:“中國經濟是世貿組織現行多邊貿易體制的巨大受益者。中國對任何改革世貿組織的提議持開放態度,但提議的改革不應以美國單方面利益為依仗,否則將無法得到世貿組織大多數成員的支持。”

中國希望參與WTO改革的原因之一,正如 Neuwirth 教授向澳門商界的解釋,“中國在‘遊戲規則’確立之時加入了 WTO。因此,中國、俄羅斯都和1995年後加入組織的其他成員國家一樣,幾乎沒有機會影響有關的國際貿易監管規則,尤其是2001年啟動的多哈談判無法創造很多切實的成效。”

因此,Neuwirth教授表示:“由於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性,要求中國在未來貿易規則的制定和推行中發揮更積極作用的聲音必將越來越多。”

下一步是第十二屆部長級會議。是次會議原定於2019年12月在哈薩克斯坦首都努爾蘇丹舉行,現推遲至2021年12月假日內瓦舉行。拜登和習近平將扮演舉足輕重的作用。

因此,這位世貿組織首位女性兼首位非洲籍總幹事Ngozi Okonjo-Iweala在不久前直接向兩位領導人發出呼籲——“給世貿組織一個機會”,絕非巧合。


主要參與者與中等強國

若受政治和經濟問題“困擾”的兩個主要經濟體最終無法主導世貿組織的改革?

日內瓦貿易平台執行董事Dmitry Grozoubinski相信:“當主要參與者無力領導時,又或在世貿組織核心授權問題毫無進展的情況下,重任已經落到中等強國身上,他們試圖透過其他領域激發動力。

“中等強國通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首先更多地投資於可預測和基於規則的系統,其次則是更具靈活性,”Grozoubinski坦言,然而,“當中國、美國這樣的大國,或者像歐盟這樣的集團遇到貿易問題時,往往透過雙邊或外交方式解決問題,因為其市場擁有十分豐厚的利潤,加上組織本身擁有極大的權力和影響力。對於中等強國來說,這或許無法成爲選項之一,因此它只能循可預測的、基於規則的貿易中獲取更多利益,偏向於採取國際法而非以直接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