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羔羊

香港街頭上演的連番抗議活動導致當局可信度下降,草率的政治決策是事件的導火綫。林鄭政府不用心聆聽社會各界的聲音,更不用説分析這些意見、建議和忠告的利弊,卻自信能夠作出最終決定。這真是荒天下之大謬!在這些問題上,香港並非澳門,它無法僅僅因爲“由於”而去接受“希望、能夠和要求”的行為。 

發行人語 | 雅士度


所謂的《引渡條例》已被“腰斬”,或待2047年“兩制”的國際承諾到期之日才會重提。直到那時,儘管人們可能希望儘量忽視《聯合聲明》,但仍需要保留另一種制度,理由是國際社會無法在第一種制度中看到可靠保證。事實上,香港大多數居民持同樣的想法。這也是備受爭議的第23條無法在鄰埠推行的原因……反觀自我壓抑的澳門和暢通無阻的立法過程,或許這恰如人們所料。 

香港的示威活動登上了新聞頭條並成爲了國際電視網絡的新聞焦點,媒體蜂擁而至,現場直擊衝突、暴力及其他激烈場面。然而,通常較爲隱諱沉默的葡萄牙至今仍未作出反應。葡萄牙律師公會發表聲明,公開譴責該國與澳門簽署《移交逃犯協定》,直接指出該份文件限制了“公民權利、自由和保障”,違反了“葡萄牙憲法和刑法”。 

律師公會理事會認爲,協定允許追溯適用對嫌疑人不利刑法的規定完全不可接受。 

聲明書中寫道:“在刑事司法協助申請前並無視為犯罪的事實在申請日被認定為犯罪,從而對針對之人作出移交申請,這就違反了葡國憲法第廿九條第一款規定的禁止追溯適用對嫌疑人不利刑法的原則。” 

這仍非全盤真相。 

葡國律師對我們的歷史瞭若指掌。曾有那麽一些時候,身處澳門的被通緝人士被接走,送至關閘後,就被移交至邊境另一端的執法人員手上。這些黑暗歷史令人不得不懷疑,該份《移交逃犯協定》是否賦予當局在“無法保證案件得到任何聯合調查”的情況下,向中國內地移交嫌疑人的權力。 

澳門律師公會主席華年達在接受澳廣視記者訪問時,發現自己跌進了困境:假如支持葡萄牙同行的批評聲音,他給人留下了一個小丑般的鮮明形象,同時也為他所領導的本地專業協會的沉默道歉。爲什麽選擇沉默?澳門特區政府已顯然下定決心不接受任何與之相反的意見。換而言之,澳門律師公會似乎只有在受到邀請後才能就本地事務發表意見。 

人們或許能夠理解華年達無法抗拒地選擇逃避責任。然而,只要在這裡生活一段時間,人們都清楚這是一個錯誤的問題。不僅因為我們相信律師公會能夠隨時接觸該份協議文件,而且協議已被官方正式公佈。我們卻無法回想起,有任何本地專業人士曾經主動提出批評,或有人帶頭提出質疑…… 

然而,如果澳門律師公會真心反對這宗交易,華年達仍可有所作爲,因為該份文件尚未在葡萄牙正式生效。 

因此,我們正凝神静气地、時刻關注着澳門律師公會接下來的舉動。 

如果澳門律師公會反對澳門與葡萄牙之間簽訂《移交逃犯協定》的話,他們仍擁有努力爭取的時間,因該文件尚未在葡萄牙生效。 


政治失誤 

在與澳門類似的城市中,政治形式的價值就和城市本身一樣。微乎其微。 

當大多數公民對所居住城市事務漠不關心的話,只能說他們都得到了應得的。 

然而,其他更具價值的觀念值得關注,尤其是對那些主導澳門特區命運的人們而言。 無論你喜歡與否,獲得國際社會支持是至關重要的。為了不被孤立、保證投資者信心、達成更多國際協議,且避免因無法履行已簽署的社會和政治協議而受到公開指責。事實恰恰相反:我們有辦法成為那道被遵循的光和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 

然而,當主要機構“率先士卒”地對本應堅持的價值觀表示蔑視時,我們就無法實現這一目標。 

在政府總部迴廊上,立法會新任主席獨自站在特區行政長官前,向長官宣讀誓詞,這不僅是程序上的錯誤。這是缺乏常識的表現,是令現屆政府頭疼不已的老問題並顯然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香港是中央政府關注的焦點;城中大部分居民的城市歸屬感脆弱;精英份子手中把握決策權且盡最大努力確保對各方事務的話事權,藉此擴大對經濟結構中所有領域的主導地位。 

新任立法會主席高開賢在宣讀誓詞時讀漏了“澳門”,儘管他只牢牢記住了自己向北京效忠。根據過往記錄,類似狀況曾先後出現了三次。 

此外,新任立法會主席宣誓就任的儀式理應在立法會進行。這不僅僅因為《就職宣誓法》要求主席“須於就職時親自公開宣誓”。然而,我們都清楚,很多時候對法律的解釋取決於人的權力。手上把握了權力,你便能夠暢遊於灰色地帶;假若失去了權力,你便只能聽命於人。不,宣誓的儀式應被視為對小型議會同事的尊重。 

澳門立法權具有的可信度微乎其微,這種情況只會進一步削弱立法會議員所能發揮的作用。 

新任立法會主席宣誓就任的儀式理應在立法會進行。這不僅僅因為《就職宣誓法》要求主席“須於就職時親自公開宣誓”- 也是對小型議會同事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