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的聯繫和脫節

澳門真實生活場景

時事評論 | Keith Morrison | 作家及教育家


場景1:一位母親和兩個小學年級的小孩安坐於餐廳一角。孩子們靜靜地看著自己的母親,耐心地等待着,希望她不要繼續低頭看手機。但她沒有,孩子們希望吸引母親的注意,盼望著與她交談,期待著她的反應,他們失望了。

場景2:數月前,我與本地大學生交流,討論對未來的展望。男同學們的野心不過是玩電腦遊戲和買車;無論是男同學,還是女同學,目標直指新款智能手機和政府工作。僅此而已!這便是他們的世界。小小的世界、偏狭的思維,迷失的焦點。十足的目光如豆!

場景3:世界衛生組織2015年發表報告《過度使用互聯網、計算機、智能手機和類似電子設備》道出了令人不安的事實:在韓國,上網成癮被認為是影響兒童健康的最嚴重問題,17.9%的青少年患有智能手機成癮。過度使用互聯網設備將影響身心健康,如暴力(網絡欺凌、攻擊性行為等)、迴避社會、失眠、高風險性行為、心理健康狀況不佳、自信心不足、家庭問題、工作減少及學業成績下降,同時,導致認知發展和學習能力下降。報告亦提到,利用智能手機瀏覽社交網站的網絡成癮或會造成與健康有關的問題,對人際關係和學術研究產生負面影響,自我表達障礙或情緒認知障礙,同時,青少年的大腦結構也因此發生變化和人際關係質量隨之下降。

場景4:國際電信聯盟指出,截至2017年的最新數據,澳門登記在冊的移動電話數量為二百多萬,即每100名居民擁有328.8台手機,澳門佔據了世界的領先地位。然後,Juan Herrero及其同事在今年較早前發表的《Journal of Risk Research》中提醒讀者注意智能手機的“負面後果”。他們寫道,“智能手機的廣泛水平越來越高……普遍傾向於風險、神經質,且缺乏責任心、開放性低或不得社會支持……智能手機的廣泛使用,加上社會支持度低下,綜合起來與智能手機傷害的存在呈正向關係”,作者將智能手機使用與孤獨、生活滿意度低聯繫起來。

然而,澳門憑藉其世界領先的智能手機普及率,如若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那將令人感到驚訝。無需在澳門尋找確鑿證據作爲證明。《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PISA)的最新報告將53個國家和地區的學校欺凌嚴重程度進行排名,澳門名列第四,欺凌行為指數比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高出49%(比指數平均值高0.49)。報告稱,澳門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學生(27.3%)被欺淩,其中約兩成案例顯示存在心理性質,且“青少年越來越多地使用電子通訊,網絡欺凌已成為一種新的欺淩表達方式,其中以手機尤爲突出。”

與澳門多家學校的校長傾談,他們認爲網絡欺凌問題正在惡化。每當放學後,走在澳門的街頭上,你常常會看到學生們沉醉於智能手機網絡的生活中,對外界、對人、交通,甚至彼此,都不知所措。

今年3月,澳門有一位母親報稱受到成年兒子的身體攻擊。她不過是要求兒子幫忙把髒衣服放到洗衣機,只是這樣瑣碎的家務,只是打斷了他正在進行的電子遊戲。

這四個場景是如何聯合起來的?

我有這樣一個理論:人們越相信智能手機能夠拉近彼此的距離,實際上,他們就越來越遠離彼此,與外部世界的聯繫及彼此間的敏感度亦越來越弱,甚至與自我的關係。換而言之,人們越依賴智能手機,他們對體面行為、人際關係和自尊等關鍵方面的感覺就越冷淡,甚至脫節。這並非新的理論。

請允許我作更進一步的討論。我估計,在澳門,智能手機誤用/濫用、人際關係行為不佳及狹隘胸懷,三者之間存有潛在的循環,從年輕一輩開始,蔓延至成年人。這種危險的趨勢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即將沸沸揚揚:與智能手機息息相關的黑暗、孤立效應,令人們日益冷漠,產生狹隘和內向的觀念,視野受到限制,生活得不到滿足。

澳門青少年紛紛墜入智能手機消極情緒的漩渦。他們將在數年後長成,進入澳門的勞務市場。人際關係無力延伸且對生活缺乏雄心壯志——只求平凡的工作和“輕鬆生活”——加上對知識的渴望枯竭,儘管澳門設立了如此多的高等教育機構,大型組織和企業依然源源不斷地從海外引入專業人才,填補企業高級職位(雖然箇中原因不乏他們全心希望保持國際視野並聘用具有國際經驗的員工),這實在毫不出奇!澳門勞動力市場最需要的人員特徵是:社交和情商、對“外部”世界的理解、對他人的關注、積極互動、對學習的熱情、想像力、更高質素的秩序思維和雄心壯志。

這裡發生了什麼事?當然,我們不能將所有這些弊病都歸咎於智能手機的使用;本地文化因素、生活世界和有限的就業機會都可能成爲問題的誘因和推手。然而,引用莎士比亞的話,在澳門有些地方爛透了。

在澳門,我們能夠輕易地進入高等學府,學生輕鬆地獲得獎勵,例如,無須學到太多知識便能獲頒各種資格證書。然而,在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這證明是明顯的失敗。除了為政府打工外,沒有任何一份工作是無需激烈競爭,就能手到擒來,只有鬼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會這樣做。對學生的低要求,令他們自我放棄並僥倖逃脫,僅滿足於即時或短期的成績。“不要麻煩我”的心態、對智能手機和互聯網的痴迷、對抱負和更廣闊胸襟的漠視、對除了表面之外的幾乎所有事物的熱情有限,以及犧牲面對面的互動卻選擇通過網絡等其他負面影響,綜合起來的結果導致人們太易被滿足,還有低質素的成人和員工。沒有抱負,只需照顧好自己;沒有很高的期望,讓他人完成艱苦的工作;不進行思考,別人會為你做。這導致了停步不前,這也正是澳門所摒棄的。

取代智能手機無休止的負面影響、選擇真實的社會繫係並捨棄對虛幻關係的偏愛、停止對被“讚好”的永不滿足、不再接受學生的低質量表現,這些都是頗具挑戰性的改變。如果本地人的目光和心態能夠被提升至創造力、抱負、高度自我要求、不甘心平凡且不安於舒適的現狀,那豈非妙哉?正如詩人布朗寧寫道:“啊,人應該要超越自己既有的局限”。

當然,這種反烏托邦觀點只不過代表了後現代、信仰至上的一方;我們還有許多證明的故事可以敍述,但留待下次吧。

順帶一句,與文中第一個場景中所提及的餐廳侍應聊天時發現,擁有多家餐館的大老闆來自馬來西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