輟學?不再了

讓學生安心地離開大學,到娛樂場工作的想法變得越來越不合理。專家稱,學生確實完成了學位課程,但是他們所學到知識的質量令人懷疑。 

《商訊》2020年4月特刊 | 鍵盤上的年輕一代


“當迫切需要人力資源時,企業就會降低僱員所需的教育水平,以吸引那些甚至還沒有完成中學階段學習的青少年。在高峰時期,學生通常選擇放棄學業,轉而做兼職或全職荷官。這已成為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卻幾乎沒有任何媒體關注。”《Living with Casinos: the experience of young dealers in Macau(與娛樂場同住:澳門青年荷官德經歷)》(2013年)的作者如是寫到。 

史唯和劉世鼎的研究結論將本地社會存在的某些成見具象化了:由於缺乏人力,公司在招聘時對僱員的要求不高,且常常選擇非熟練的員工。換而言之,有部分本地青年認為沒有必要繼續學業,導致輟學率上升。 

在另一項以澳門教育問題為主題的研究中(Managing 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Policy in Greater China(大中華地區應對社會變革和社會政策)),研究團隊提出“博彩業迅速發展促使許多青年進入這個薪酬相對高的行業。然而,有些學者擔心,儘管這群年輕人沒有經歷經濟貧困之苦,但他們卻遭受了‘文化貧困’(即教育程度不高且缺乏社會歷練)。” 

然而,Keith Morrison指出,自2013/14學年至2017/18學年,大學入學率從百分之90.2增加到百分之92.9。他向本刊記者透露:“對許多學生來說,輟學根本就沒有吸引力。” 

Morrison教授承認,“難以確定的是大學輟學率”,因為“相關數據未有向公衆公開;根據機構、課程和年份不同,目前可用的私人數據之間存在很大差異,我們談論的不過是當中一小部分青少年。” 

這位聖若瑟大學副校長告訴我們:“當娛樂場初初開始擴張時,確實有許多學校畢業生和部分高中生離開學校,進入娛樂場工作。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行業的吸引力很快就消失了,對入行人士的年齡要求亦上升了;部分人士再次回歸校園,這種情況有上升趨勢,越來越多人申請入學;或許讀書要比‘工作’好。無論如何,在就業市場上,學位是首要條件。” 

現實似乎為他提供了證據。在博彩業開放後的最初幾年,這種現象非常明顯,以至於時任行政長官宣佈娛樂場內工作的最低年齡由18 歲提升至21 歲。當時公佈的多項民意調查展示了有多少青年人急於嘗試加入荷官行列並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 

然而,這個趨勢卻被證明是周期性的。隨著歲月流逝,這些年輕人也意識到“自己無法承受作為荷官的巨大工作壓力和不規則生活”, 史唯和劉世鼎認為,“許多年輕的荷官從一家娛樂場轉到另一家,就好像他們已經習慣於不忠於雇主或從不希望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根據Morrison教授的說法,如今的“問題不在於輟學,而是學生僅付出最低限度的努力:眾所周知澳門高等教育機構明顯很刻板,儘管部分本地學生在努力地學習,但當中的大部分都不如外地學生那樣勤奮。” 

Keith Morrison觸到澳門的痛處:“在本地某些高等教育機構,存在有兩個群體:盡可能少做的本地學生和學習勤奮的外地學生;這深深地紮根於本地文化。” 

與此同時,Morrison教授補充說,某些高等教育機構的教師在這方面起到了合謀作用——要求學生遊戲和低水平的作業,允許他們過關,讓每個人都過上輕鬆的生活。問題始於學校,這裡的許多學生無需學習就能學習,導火線或許是學校的低標准,又或學校教師的參與。” 

 “在本地某些高等教育機構,存在有兩個群體:盡可能少做的本地學生和學習勤奮的外地學生;這深深地紮根於本地文化” – Keith Morrison 


壓力 

澳門防止虐待兒童會採訪了124名9至12歲的本地學生,並於去年公佈結果。 

據了解,逾四成受訪者感到“壓力很大”,因為他們必須經常參加考試。 此外,超過四成的受訪小學生認為家庭作業量很大,並有百分之30受訪者因此感受到壓力。 

澳門電台中文頻道援引協會會長黃曼雲的話,學校應檢視他們安排測試的頻率,並以更多元化的方式評估學生。 此外,她主張建立定期評估學生焦慮狀況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