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作為地球上疫情防控政策最嚴格的城市之一，在這裡經歷了兩年多備受限制的生活後，大量外籍僱員決定收拾行裝，撤離這座曾經被視為家的城市，導火線大多是就業問題或苛刻的檢疫要求使他們幾乎無可能踏出澳門特區。
文：倪熙晨
“我們已足足兩年半時間沒有離開澳門，更沒有見到親人了。我們的大多數朋友也因此選擇離開了澳門，我們曾經擁有的支持網絡不復存在。難以應對情緒壓力的代價。我們迫切地希望見到家人和朋友，並因此感到悲傷、焦慮、被困和沮喪。” – 已離開了澳門的英國國民
在永利度假村任職約五年半的高級噴泉維修技師Ilya Semenov決定，2022年是離開這座蓮花寶地的時候了。
“自疫情爆發以來，澳門對所有外籍僱員實施出行限制並拒絕放寬有關規定，即使是非旅遊出行也在規管之列。與此同時，抗疫方法簡直達到了荒謬的地步，”這位來自俄羅斯的人士向澳門通訊社抱怨道。
“若我們能夠於週末期間一來一回，澳門是一座很好的城市。受疫情影響，這裡已變得瘋狂。”
這些言論描述了外籍人士的苦痛，他們在以澳門特區為家，在這裡生活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後，卻因特區政府為防控疫情而推行的一系列限制措施，又或有關限制舉措對依賴旅遊業和博彩業的勞動力市場造成沉重打擊密而被迫離開。
自澳門政府全面禁止非本地居民入境並對海外入境人士實施14天強制醫學觀察政策，至今年3月已幾乎過去了整整兩年。
當時在大多數人看來，這不過是為了防止新型病毒肺炎疫情大爆發而推行的臨時措施，卻堅持了兩年多時間且越趨嚴格：海外入境人士在入境後需要進行長達21天的隔離！這項規定有效期至3月27日，且只有一家指定隔離酒店可供選擇。
終於，當局於3月24日宣佈，自3月28日零時零分起，來自香港、台灣或任何海外地區的澳門居民入境後須接受的醫學觀察縮短至14天，但隨後須進行7天嚴格自我健康管理。
生活在這樣一座幾乎完全對中國內地開放的城市裡，外籍僱員面對著一個複雜的難題：他們無法拜訪親朋好友；如不滿足那漫長的隔離要求，他們甚至無法逃離這座佔地36平方公里的迷你城市。
“2020年的我們非常慶幸能夠在澳門生活。當其他人都被封鎖時，我們仍然很安全且能夠出去做事，但是當世界其他地方陸續開放時，澳門卻沒有，”一位選擇不透露姓名的英國教師告訴記者。
這位老師和同是英國國民的丈夫等待了整整約18個月，祈求事情將有所好轉，並為了維護本地社區的“更大利益”，接種了3針疫苗。他們卻發現“這樣做沒有帶來任何好處”，世界其他地方似乎在不斷前進，澳門的限制措施卻仍然屹立，政府甚至進一步收緊。對此，他們深感沮喪。
“我們已足足兩年半時間沒有離開澳門，更沒有見到親人。我們的大多數朋友也因此選擇離開了澳門，我們曾經擁有的支持網絡不復存在。難以應對情緒壓力的代價。我們迫切地希望見到家人和朋友，並因此感到悲傷、焦慮、被困和沮喪，”她告訴澳門通訊社。
外籍僱員離開澳門後，除了可能經中國內地口岸再次入境外，沒有任何能夠讓他們返回的通道，加上香港去年年底宣佈的入境及過境措施。“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你必須先在香港停留三個星期，香港目前只允許當地居民入境，所以外籍人士沒有任何辦法進入。”
這對夫婦形容決定是漫長且艱難的。他們現在已經回到英國，在當地找到曾經在澳門特區備受珍視的自由和工作機會。
“隨著世界其他地區的開放，新的工作機會不斷湧現，加上過去兩年的無薪假期，澳門的薪酬不再如以往般具有競爭力。我們將想念澳門，感謝那些回憶和朋友，但除了與家人和朋友一起度過更多時光外，我們也為離開澳門而重獲自由和滿足感到興奮。”
“這些人可能是在澳門工作的外國人、菲律賓人或香港人。上述三個行業的外籍僱員在過去至少六個月期間有所減少” – Keith Buckley
人力混亂
澳門勞工事務局公佈的數據描繪了外僱市場的變化。與2020年1月，即疫情爆發前一個月相比，2022年1月登記在冊的外籍僱員人數減少了 13.5%，至167,440 人。
當中是大部分是內地僱員，他們只需出示核酸檢驗陰性證明即可進出澳門。如將這個組別撇除，外籍僱員人數下跌的幅度將更加明顯，至26%，即55,272人。
根據相同的計算準則，撇除內地僱員後，同一時期的酒店業外籍僱員人數減少了近一半（8,128人），建築業則減少了27%（1,072人），本地聘用外籍人士最多的博彩業則錄得了四成跌幅（6,146人）。
隨著城市經濟緩慢萎縮且入境旅客數量暴跌，外籍僱員處境艱難；2020年10月施行的新《勞動關係法》甚至加劇了他們的就業困境。
該一法案有效地規定了外籍僱員在僱傭合同終止後重新獲得工作入境許可的程序，受疫情限制，這一要求已變成了幾乎無法逾越的障礙。
澳門政府行政長官賀一誠在2022年施政報告中重申，澳門特區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間，保障本地居民就業。因此，澳門外籍僱員的人數也將有所調整。
若僅考慮專業僱員，勞工事務局數據顯示，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期間，該類別的僱員人數下跌了17%至5,310人，通過就業申請審批的人數減少了36%至僅53人。
澳門特區聘用最多專業僱員的行業依次為教育領域（1,493人）、房地產和商業活動（896人）及博彩業（645人）。上述數據未有提及非本地專業僱員的國籍。
官方數據也沒有顯示擁有外國國籍的永久或非永久居民的數量。這些居民同樣因出行限制措施受到極大影響。
例如，根據葡萄牙駐澳門特區領事館透露的官方數據，過去兩年期間，有1,600多名持葡萄牙護照的居民離開澳門。
“由於經濟不景氣，他們大多數人被告知藍卡無法續簽。因此，您可能需要到其他地方找到一份新工作，或許是家鄉，或許是其他任何地方。” – Rutger Verschuren
衡量傷害
澳門英國商會主席透露，建築業、航空業和酒店業外僱人數的跌幅最為顯著。
“這些人可能是在澳門工作的外國人、菲律賓人或香港人。上述三個行業的外籍僱員在過去至少六個月期間有所減少，”Buckley告訴澳門通訊社。
“這說不定。我們必須從不同角度進行討論。例如，我已任職三年的地方，澳門倫敦人已經落成，人們因為工作即將結束而離開。”
這位商會負責人繼而指出，受僱於酒店業和航空業的外籍人士群體遭受的“打擊最大”。
“要么是直升機飛行員或澳門航空公司機師，例如，我所認識的直升機飛行員已兩年沒有定期飛行，直到去年直升機本地遊期間才有工作，但飛往香港或深圳的定期航班已經全部取消。
“我知道澳門航空仍有計劃，要求飛行員到中國內地工作。他們留在這裡是因為家人所在，但一旦他們進入了內地，他們就無法回來了。”
與此同時，法國澳門商會主席Rutger Verschuren向我們坦言，機構的成員已離開了這座城市，主要是城中中小企業所有者和員工，但也有許多大型企業的僱員。
“我認為可分為不同類別，包括那些在澳門生活了很長時間的人士，他們要麼因為無法繼續承擔生意成本，要麼就是在澳門沒有家人，就像那些回到家鄉的土生人士一樣。因此，當這群專業人士或商人跌至谷底時，除了回到祖國、家人和好友的懷抱之外，他們別無選擇，”Verschuren 指出。
“還有部分在澳門工作的人士，這些專業人士大多持有‘藍卡’。由於經濟不景氣，他們大多數人被告知藍卡無法續簽。因此，您可能需要到其他地方找到一份新工作，或許是家鄉，或許是其他任何地方。”另一類是那些沒有就業問題卻因家庭問題而被迫離開澳門的人士。
其他人士只是為了尋找“更廣闊的生活空間和更自由的生活”而離開，選擇“到另一個地方開啟生活的新篇章”。
“然後，當然，大部分人士僅單純地留守澳門，與本地社區在一起。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希望疫情已過去了一大半。然而，情況會變得更糟嗎？我們不知道，但這一切終將結束了。因此，我們當中的大多數成員都保持十分積極的態度，形成一個友誼和商業網絡的圈子。”
對於Keith Buckley來說，英國企業和合資格的專業人士仍然對澳門“興緻勃勃”，找尋機會打破當前疫情堅固的外殼，進入其中。
“就英國企業而言，大多數希望有意到澳門開展業務的人選舉經香港或深圳進入，顯然由於城市目前處於被封鎖狀態，英國企業的訪客無法進入。我記得，最後一批訪客是在2019年 12月，”他補充說。
“對澳門有興趣，尤其是現在擁有了橫琴開發區；我們過去通常會接待那些來自香港國際貿易辦事處的訪客，但他們已經兩年沒有踏入澳門了。”
香港的困境
與澳門相比，我們有理由相信香港外籍人士在疫情期間陷入更糟的境地。
雖然澳門的大門基本上只對內地開放，但香港在過去兩年半期間，大部分時間幾乎完全與世界隔絕。
若這仍不足夠的話，鄰埠始終處於嚴峻的疫情旋渦之中，自今年年初以來，每天新增案例達五位數。
2 月，歐盟駐香港及澳門辦事處負責人Thomas Gnocchi致函林鄭月娥。他在信函中坦言，由於政府抗疫措施的不確定性，去年有10%歐洲人離開了香港。
然而，人們正成群結隊地離開香港，尤其那些金融領域的外籍專家。這似乎說服了香港領導人林鄭月娥重新審視城市嚴格的防疫措施。
隨著第五波疫情達到頂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宣布將於4月1日取消9國禁飛令，並將從海外返港且已接種疫苗的香港居民的酒店隔離時間從14天縮短至7天。
林鄭月娥指出，鑑於香港的社會經濟需要，禁飛令已不合時宜。她同時表明，如對入境旅客執行比本地居民更嚴格的檢疫要求，城市商業環境或將受到損害。
外籍僱員人數
2020年1月：193,498
2021年1月：175,778
2022年1月：167,440
外籍僱員人數（僅內地僱員）
2020年1月：118,667
2021年1月：111,384
2022年1月：112,168
外籍僱員人數 (除內地僱員)
2020年1月：74,831
2021年1月：64,394
2022年1月：55,272
非本地專業僱員
2020年1月：6,419
2021年1月：5,606
2022年1月：5,310
非本地僱員人數
資料來源：澳門特區政府勞工事務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