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社交網絡，現在是元宇宙，“正成為時下青少年自我存在感和存在的關鍵要素”。
《商訊》2022年10月特刊 | 中國千禧一代
澳門大學傳播系高級講師黎飛雷認為，文明的每個階段都擁有一種主要的技術形式（電視機是1970年代澳門家居必不可少之物，同樣地‘對時下的青少年來說，數碼技術和互聯網的使用已成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事實上，在千禧一代諸多特質中，尤以中國的千禧一代最為突出，最獨特的是：千禧一代是數位原生代。
可使用技術者與無法獲得技術者之間存在分化現象（即“數碼鴻溝”）。這一眾所周知的現象在非洲則更為明顯，比亞洲的更甚。在大中華地區，幾乎每名青少年都擁有至少一部智能手機。
關於大規模使用數碼技術可能帶來的後果和好處的討論則更具爭議性。“是的，毫無疑問，是通向世界的大門。甚至更理想的是，到達不同的世界，”聖若瑟大學滕思樂教授（Vitor Teixeira）指出。
“（科技）還是一種與他人相處、與他人見面的方式，甚至是一種自我存在的方式，表達自我。誠然，除了社交網絡，還有元宇宙，加入數碼世界正成為時下青少年自我存在感和存在的關鍵要素” – 滕思樂
“但不僅如此，它還是一種與他人相處、與他人見面的方式，甚至是一種自我存在的方式，表達自我。誠然，除了社交網絡，還有元宇宙，加入數碼世界正成為時下青少年自我存在感和存在的關鍵要素。”這位心理學系主任解釋。
“數碼技術的使用不僅是購置電腦或智能手機，又或安裝必要的基礎設施以支持信息生態系統，”黎飛雷稱。
“政府對低收入家庭子女的補貼、教育互聯網服務訂閱計劃的選擇、開放源碼的日益普及，以及廉價小工具數量的增加，應能真正滿足家庭的需要。因此，年輕一代並不一定比起其前輩更了解技術的使用，”這位傳播系高級講師與記者分享自己的見解。
黎飛雷還相信，科技可成為通往青少年世界的橋樑。“透過面對面的溝通或數碼平台進行溝通，人們的傳統、文化背景、信仰、身份或工作需求，都可以成為其個人選擇及使用信息的理由。有人提議，科技是‘通往世界的門戶’，因為科技為我們創造了更多接觸世界的機會。簡而言之，這意味著討論某種科技形式的使用在多大程度上能讓人們了解世界、認識其文明或傳統所塑造的知識體系，”這位澳門研究人員表示。
“有聲音指，需要佩戴眼鏡的兒童數量增加，以及諸如FoMO（錯失恐懼）、phubbing（只顧使用手機而冷待他人）或smartphone slouching（智能手機懶散症）等新表達方式的湧現，意味著科技促使人們的習慣發生變化，尤其是身處當今的數碼時代。各種形式的欺凌和詐騙層出不窮，家長、學校、執法單位、政策制定者和媒體均受到影響，”黎飛雷說。
“數年來，多名學者都曾提到擴展自我的概念（即個人通過在網絡上展示自我的方式進行擴展的方式），甚至是數碼自我（即展示在網絡上的自己）。這一數碼形象的產生不僅透過選擇“我的照片”以特定方式進行自我展示，打造專屬的個人特定形象；人們還根據理想中的自我形象，在虛擬世界創建專屬的數碼形象，”聖若瑟大學滕教授提出相反的見解。
網絡成癮
網絡成癮和抑鬱症是青少年群體常見的現象，且通常同時發生。
今年發表的一項由澳門學者（以澳門大學健康科學學院精神病學系為主）進行的研究顯示，“專注於互聯網”、“為了花更多時間上網而忽略家務”、“罪惡感”，以及 “請求延長上網時間”是網絡成癮和抑鬱症並存模型中最核心的症狀。
兩年前，該研究團隊中的部分學者除了探究澳門青少年的網絡成癮問題外，還對中國內地青少年的網絡成癮問題進行研究。共2892名中學生參與了有關項目。
網絡成癮的整體患病率為23.7%，其中澳門為32.5%，中國內地為19.8%。澳門學生比內地學生更容易陷入網絡成癮。
引發網絡成癮的因素包括就讀較高年級、學習成績差，以及更嚴重的抑鬱症狀。患有網絡成癮的學生稱，自己在生理、心理、社會和環境領域的生活質量較低。
因此，“網絡成癮在中國青少年群體中十分常見，尤其是在澳門。考慮到網絡成癮對健康和生活質量的負面影響，應該對年輕的互聯網用戶進行定期篩查和有效干預，”研究團隊總結道。（據報導，有多項研究證實男性網絡遊戲障礙患病率始終高於女性。）
“我們必須讓青少年更加敏感，以更好地保護自己。 由於他們還不夠成熟，很容易被誘導從事違法行為”，行政長官賀一誠去年在回應立法會議員兼培正中學校長高錦輝有關保護未成年人網絡安全時表示。
高錦輝表示，在年齡為6至17歲的青少年群體中，有超過九成人士透過互聯網獲取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