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加強澳門與橫琴的合作，北京設想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模式，那就是備受看重的大灣區。
《商訊》2022年3月特刊 | 大灣區：五年慶
在去年9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下稱“《總體方案》”）公佈之前，澳門僅著眼橫琴，而非更廣闊的大灣區。
當然，繼《總體方案》公佈後，所有關於澳門即將在未來數年專注於深度合作區建設的疑慮完全消失了，如果它們曾經存在過的話。
“《總體方案》應成為澳門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在碩士研究生許榮鑫（音譯，Rongxin Xu）的配合下，澳門大學經濟系系主任朱智豪教授回答記者的提問， “如今，澳門面臨著空間有限和過度依賴旅遊業的問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將為澳門建設經濟多元化提供空間和機會。”
朱教授強調：“這種動態的試驗和政策調整過程確實能夠發揮最佳作用”，且早期積累的經驗“對後續的規劃實施十分有用和珍貴”。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胡偉星在接受深圳衛視直播新聞採訪時表示，“由於種種原因”，自2009年橫琴新區成立以來，“雙方合作始終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同時兼任粵港澳大灣區研究中心主任的胡教授補充說，隨著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規劃到位，“更清楚地闡述了協助澳門實現產業多元化的方式”。
“這一方案對琴澳發展互惠互利關係進行了開創性探索” – 朱智豪和許榮鑫
朱智豪和胡偉星都同意《總體方案》為澳門帶來的可能性。“這一方案對琴澳發展互惠互利關係進行了開創性探索，”兩位學者告訴我們，“鑒於‘一國兩制’政策的成功延續，我們對《總體方案》的未來持樂觀態度。”
胡教授補充說：“在橫琴約106平方公里建設粵澳深度合作區的規劃成為了《總體方案》的一大亮點。這是經粵澳雙方協商、共建、共享、共管的區域。”
粵港澳大灣區研究中心主任強調了另一個因素：“這是一個相對創新的概念，是全新的跨境運作機制。我從未聽說過，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亮點。”
他告訴深圳衛視：“在打造中國特色合作區，充分發揮‘兩制’優勢方面，我認為《總體方案》能夠給我們帶來重大啟示，也為未來其他地方打造中國特色合作區提供模版。”
對於澳門政府來說，這種開創性的合作模式也很重要，正如行政長官在《總體方案》出台前所強調。
“澳門與中國廣東省合作推動橫琴合作區的發展應該成為大灣區規劃的先驅，”賀一誠在7月表示。
作為一項“創新且務實的”舉措，行政長官表示，“特別是在經濟和商業投資、金融管理、原產地認證、海關模式、福祉等方面，需要推行結構創新和務實合作”，打造“大灣區合作發展先行示範區”。
大灣區與一帶一路
珠海暨南大學發表研究報告《A Study on the Role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ased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粵港澳大灣區對“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意義）》報告指出，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加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互聯互通和合作，“促進共同繁榮，廣東省是中國內地的主要經濟區之一，”。
基於國家政策導向，大灣區“憑藉雄厚的經濟基礎、獨特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礎設施和產業基礎、便捷的交通和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作用”，報告寫道。
作者團隊相信，大灣區可以發揮金融中心、創新中心、航運中心和高端產業基地的作用，同時，成為協助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橋頭堡。
《Study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a “the Belt and Road” Perspective（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研究：“一帶一路”視角）》的合著者、澳門城市大學耿傳（音譯，Chuan Geng）表示：“大灣區是中國在‘一帶一路’上的重點區域” .
耿傳和江蘇鹽城師範大學陳金在文中總結說：“全面對接‘一帶一路’，充分發揮大灣區區位優勢和經濟優勢，積極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展投資合作，根據錯位發展原則，優勢互補，互惠互利。大灣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的在於將大灣區建設成國際化的經營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