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天鴿”吹襲後約一年，颱風“山竹”重創澳門。然而，有一項研究發現，88%的受訪者認為當局的災害應對和管理策略均有進步
《商訊》2022年8月特刊 | “天鴿”吹襲五周年
“天鴿”過境後數周，澳門突然湧現了成千上萬名“氣象學家”。當颱風信號已經或應該懸掛的那一刻，人們都能夠輕鬆自在地討論。
當人們意識到香港更快地發出10號風球信號時，情況變得更加複雜且更具爭議性。
一年後，Hiroshi Takagi, Yi Xiong與Fumitaka Furukawa三名來自東京工業大學的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題為《Track analysis and storm surge of 2017 Typhoon Hato: were the warning signals issued in Macau and Hong Kong timed appropriately?》的文章，並得出結論“就懸掛熱帶氣旋信號的決定，兩個地區的發佈決策均屬合理，尤其是考慮到天鴿的移動和增強的速度……在天鴿登陸之前，風暴信號水平未能相應快速地調高（至少在澳門）”。
換而言之：情況要複雜得多，遲了發生？還是在應該發生的時候發生？
事件引起了巨大反響，甚至交到法庭處理。早在“天鴿”發生前一年，時任氣象局局長馮瑞權就已因颱風妮妲應懸掛的熱帶風暴信號而遭到非議。
“天鴿”事件發生後兩個月，廉政公署發表報告指8月23日所作的決定欠缺完善的內部會商且存在相當的隨意性。
廉政公署發現，“氣象局在預測颱風對澳門的影響及作出懸掛風球的決定時，欠缺共同討論、研究的內部會商機制， 往往都是依賴氣象局前局長個人的判斷和決策”。
政府亦明白有必要修改警告機制……並在2018年採取了正確的行動：將風暴潮警告劃分為五個級別且要求必須至少提前三個小時發佈。
同時，因應風速增強至150到180公里/小時的情況，增設兩個新的熱帶風暴信號，即強颱風和超強颱風。
修訂後的機制在2018年9月另一個強颱風山竹襲擊澳門時已經生效。Takagi教授的團隊隨後分析了“澳門公眾對颱風信號的認知和反應”，提出“2017年‘天鴿’和2018年‘山竹’期間政府的災害反應是否有所改善？”的疑問。
“兩場風災之間最顯著的區別是‘山竹’比‘天鴿’早7小時觸發了8號風球信號” – Hirogi Takagi
當“颱風強度相似且路徑相似”，Takagi及其同事注意到“兩場風災之間最顯著的區別是‘山竹’比‘天鴿’早7小時觸發了8號風球信號，這展現了政府在預防和應對方面的顯著差異。”
兩年過去了，氣象局於2020年9月推出新的三級制暴雨警告（即《暴雨警告信號系統》），旨在“應對社會發展、氣候變化和減少自然災害影響的新需求”。
“目標是改進流程和預測，減少自然災害造成的影響，”氣象局局長梁永權強調。
“自2017年以來，氣象局推行了多項優化和完善措施，致力更有效地應對熱帶氣旋等惡劣天氣對澳門的影響，”氣象局解釋。
氣象局主要工作還包括已建成的“一批自動氣象站和自動水位監測站”。“為部分重要監測站增加備用儀器，減少儀器維護和儀器故障對數據服務的影響”，建立熱帶氣旋會商機制。“當熱帶氣旋或對澳門造成影響時，安排氣象局局長、部門負責人和預報員參加定期討論會，全面客觀地評估熱帶氣旋的發展和影響”，並與中國氣象局、廣東省氣象局和香港天文台合作舉辦四方會議。
海嘯預警系統
“沒有科學理由排除同時發生風暴潮和海嘯的可能性，儘管這種情況公認是罕見的，”去年出版的《Numerical study on impacts of a concurrent storm-tide-tsunami event in Macau and Hong Kong（港澳同時發生風暴潮和海嘯影響的數據研究）》寫道 。
這項研究模擬了一組“合成事件”，並對最初針對風暴潮開發的數值模型包進行了修改，以模擬風暴潮和海嘯同時發生的情況。已得知澳門和香港的最壞情況，即2017年8月23日早上7時開始的海嘯導致澳門被淹沒了12平方公里。
研究人員一致指出“線性疊加的解決方案低估了最高水位和力量，延遲了對珠江口洪水上升至峰值的時間預測”，因此Jinghua Wang和Philip L. F. Liu得出結論：“為該區域制定海岸保護和減災規劃時，需要將這些極端情況納入考慮。”
2020年，儘管澳門遭受海嘯襲擊的可能性“非常低”，但氣象局仍承諾研究建立預警系統。
“根據數項評估，若南海或菲律賓發生7級或8級地震，澳門則可能在三到四個小時內受到襲擊。因此，我們需要做更多研究方能作好防禦”，時任氣象局局長解釋說。
就此，本刊聯繫了氣象局，收到的回覆是“該計劃仍在進行中，現階段沒有進一步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