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ure (未來) – 當談及香港未來時，指的不是2021年或2025年，而是2047年。因此，當中還相隔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另外，在六個月前沒有人能預料，數月後北京將通過一項全面的國家安全法案並改變這座城市（至少是其表面），那麼討論長遠發展的話題似乎是不明智。
《商訊》2020年9月特刊 | 香港詳解A到Z
因此，在觸及這個問題時總會引起某些猜測。那些估計多數香港居民未來將選擇移居海外的人士，其預測基於多種假設。
首先，由於持有雙重國籍且與家庭成員或親戚在國外居住的香港居民數量龐大，因此他們被視為偏向選擇離開香港。
多項調查結果亦證實了這一理論。香港中文大學2019年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如果有可能，三分之一的香港居民會選擇移居海外。
近多個月來，有更多跡象顯示出現移民潮的可能性。一方面，“成千上萬的香港居民已經申請了外國移民文件；香港的移民顧問指出，自提出法案以來，申請數量已經增加了一倍”，據《財富》雜誌報導。另一方面，某些國家採取了加快移民程序的行動，並/或給予香港移民難民身份，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台灣、英國和美國。倫敦甚至公佈了一項計劃，為香港居民取得英國國籍鋪平道路，該國最多能夠接收300萬名合格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持有人。
另一份來自德國DW頻道的報告指出：“在抗議和暴力升級之際，2019年最後兩個季度約有50,000名香港居民移民。12月，20,000人向香港警方申請了無犯罪紀錄證明書，這是申請移民所必需的強制性文件，較去年同期增長了六成。”
由於對很多人來說，即使他們都十分渴望，但移民並非一種選擇。香港學者沈旭暉指出：“在數字革命時代，新‘香港’可能不局限於單一的地理位置 ”，他指出，新的“身份可以作為吸引世界上所有香港人的力量，打造一座虛擬的城市，城市公民不受地域限制，能夠追求自己想要的任何生活”。
那些將國家安全法視作城市實現穩定與繁榮的關鍵工具的人士則持完全不同的看法。
例如，香港大亨盛智文強調，香港的未來在於粵港澳大灣區，該地區擁有巨大的市場和眾多商機，可為香港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他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說：“香港只會變得更好，我對此感到非常強烈，我無所畏懼。”
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作了更大膽的陳述。他認為，國家安全法將加強“一國兩制”原則，並確保2047年以後的自由。
Gang of four（四人幫） – 内地官方媒體經常用“四人幫”一詞形容敵人。在香港，這種情況至少發生了兩次。
（“四人幫”一詞最初是用來形容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和其他三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上台的人物。《人民日報》1976年11月如是評論道：“四人幫共謀篡奪政權”。）
第一次發生在2013年：多家官方媒體社論將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陳日君樞機、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與毛澤東1976年去世後出現的“四人幫”進行了比較 。
去年，在提出引渡法案並爆發諸多問題後，該用語再次出現。陳日君樞機的名字被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所替代。這四人被標記為“四人幫”的原因是他們涉嫌與外國勢力勾結，參與2019年香港反引渡法案抗議活動。中國共産黨的《人民日報》稱這四人是秘密“中間人”和“現代版漢奸”。 英國《金融時報》回應道：“香港‘四人幫’反擊北京。”
在這四人中，黎智英是主要目標。内地官方媒體報導，他是“叛徒”，是去年暴力集會幕後的最大“黑手”，也是與外國勢力合謀破壞祖國的新“四人幫”主腦。黎智英是要求外國干預的主要聲音之一。在抗議活動期間，他於2019年7月會見了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和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
在内地官方媒體可能擬訂的最新清單中，根據過去數月發生的事件，現已解散的地方政黨香港眾志和2014雨傘運動有關的羅冠聰和黃之鋒等人的名字均在前列。黃之鋒已經被監禁了三次。
獨立自主的激進主義人士梁天琦自2018年因涉嫌參與2016年旺角暴動而入獄，該場動亂導致90名警察受傷。他有時被視為激進地方主義及分離主義運動的新領袖。
另一名激進主義者梁繼平則與羅冠聰一樣，曾在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上透過視頻會議作證。
其他可能榜上有名的人士還包括，因作爲2019年抗議活動聯合發起人而被判處16個月監禁的社會學家陳健民，和李卓人或75歲的朱耀明牧師（因身體狀況不佳而被判以緩刑） 。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港澳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行政機構，“負責促進中國內地與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合作與協調” 。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二條，“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
去年4月13日，就香港《基本法》關於中聯辦和港澳辦的規定以及兩辦是否可以干預香港本地事務，引發了爭議。當時，中聯辦和港澳辦發表聲明譴責泛民主陣營以拖延策略阻止立法會處理法案，反對派議員指責兩辦違反《基本法》，但港澳辦發言人卻表示，中聯辦受《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約束是“不准確的”。
港澳辦被賦予新職能，同時迎來了新領導上任——現年67歲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於2月到任，他被指與習近平關係密切。但是，被降職為副主任的張曉明仍然扮演著領導角色。
自4月13日起，港澳辦駐香港辦事處透過定期發表評論，在公衆媒體中保持活躍姿態。
為維護新《國家安全法案》而作出干預手段的主要是港澳辦，該辦將“泛民主主義”初選標記為“立法會中的非法操縱”。
Identity（身份）– 早在1980年代進行的民意研究就顯示，香港居民通常被身份危機困擾：一部分居民自稱為中國人，其他人則自認為香港人，這與澳門的情況相反，在澳門，絕大多數居民自我感覺為中國人。
隨著中國存在（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不斷加強，這種分裂日益加劇。身為香港人，還是中國人，已經不再是一種互補，反而造成越來越多制約。香港教育大學的政治專家方志恒博士將這一變化追溯到2009年，“當時北京開始了在香港培養中國人身份認同的運動，作為其重新整合領土工作的一部分。”
因此，方博士撰寫一本書名為《One Country, Two Nationalisms: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1997–2016（一個國家，兩個民族主義：1997-2016年，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中心－邊陲關係）》。
事實證明，尤其是自2014年以來，這一身份“平衡”感逐漸消失，去年的事件無疑加劇了某些專家提出的“一種新的、獨特的香港身份”的出現。
《經濟學人》（Economist）2019年刊登標題為《Almost nobody in Hong Kong under 30 identifies as ‘Chinese’（香港30歲以下居民幾乎無人自認為‘中國人’）》文章，在當中描繪了這一“新身份”的特點：主要是年輕人拒絕與中國的關係，他們以戰斗方式表明這一點。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地方主義運動誕生了，要求香港的完全自治。方博士認爲：“具諷刺意味的是，與其成功地將香港人同化為中華民族，北京的一體化戰略導致城市外圍的民族主義抬頭並引發了抵制浪潮。”
最近的一項線上調查在《國家安全法》通過之前，即6月22日至26日期間，收集了890名香港居民的意見。結果顯示，四分之三以上的受訪者認爲自己是香港人，這個佔比很可能就是年輕群體中的佔比。“我們通過調查得出認同中國身份的佔比反映了支持親中黨派人士的比例；同樣地，認爲自己是香港人比例與那些認同非建制派運動（泛民主人士、地方主義者或自決主義者）的比例也是如此。”
Journalism（新聞自由）– 在香港新聞界中，很多日子充斥著不確定，甚至是恐慌。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進行的一項調查證明了這一點。根據這項調查，在150名受訪者中，有百分之98％表示他們曾違反法律，當中絕大多數人士對此表示擔心，這可能會對新聞自由產生影響。
在《華盛頓郵報》前駐香港記者Keith Richburg的眼中，“我們可以透過某些方式撰寫報道，而不會引起政府不滿，同時令讀者意識到我們所要表達的意思。這是一個新現實，我們必須找到解決方法。”
當公共廣播電台香港電台在一條推文中用“ L *******＃HongKong”代替“香港自由”時，這表明確實有不少人士試圖找到新的紅色警戒綫。
目前評述新法律帶來的最初反應仍為時過早，例如那些色彩斑斕的、充滿民主信息的“連儂牆”的結局，還是在公共圖書館撤走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敏感書籍。但是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所有這些作爲均會導致自我審查的增加。“構成顛覆政府罪行的界線總是很模糊。假如香港股票市場上出現一家内地國企，記者報導該企業的會計欺詐行為，那麽根據法律，這有可能構成顛覆行為，”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及高等國際研究學院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教授孔誥烽稱。
《蘋果日報》黎智英被捕，以及警方對該報辦公室和新聞部採取的突擊搜查行動，都引起了記者團體的強烈譴責，聲稱該行動導致“令人生畏的後果”。此前，根據新的《國家安全法案》，警方首次在社交媒體上逮捕了一個支持香港獨立的學生團體中的四名成員，指其涉嫌分裂國家罪行。
用林鄭月娥的話就是，香港政府保證， “法律概述部分指出，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人權也將得到尊重和捍衛。”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補充道：“對於那些享有法律援助的人士和新聞工作者，當他們行使這些權利時，只要他們不違反法律……就不會被視爲危害國家安全，無需感到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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