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者

百家樂、中介、貴賓廳等等所有由澳娛建立的無不成為澳門娛樂場的標誌。 

《商訊》2020年2月特刊 | 葡京娛樂場,50週年


隨著博彩業開放和美國營運商加入,澳門博彩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數量方面。 

當然,金沙和永利旗下的娛樂場與澳娛的傳統娛樂場之間存在極大差別,當然了,我們在這裡再次談及的是外觀、觀感、推廣、亮度和色彩。 

據說,在行業開放之前,到澳娛娛樂場耍樂的玩家就算玩了很多錢(當然貴賓廳除外),也必須花錢購買酒水。 

美國運營商帶來了另一種服務質量,令客戶自覺“重要”。然而,人們今天在澳門耍樂的方式與20年、30年前一樣。 

拉斯維加斯是由老虎機組成的;在澳門,老虎機仍不重要。相比之下,百家樂在內華達州首府是荒謬的符號;在澳門卻成為市場的霸王。 

另外一個關係非常密切的例子:金沙及旗下企業寧願希望不與博彩中介人打交道,因娛樂場必須向中介人支付高額佣金,卻不得控制他們的營運,然而,外來的營運商必須適應這些早已確定的規則,才能生存下去。 

百家樂和中介人之間有什麼共通點?兩者都是由何鴻燊親手創造。在1962年澳娛獲得賭牌之前,百家樂和中介人一點都不重要。 

百家樂由意大利發明,但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這種紙牌遊戲自1966年後在中國流行起來。 

Jorge Godinho在去年出版《Os Casinos de Macau(澳門的賭場– 世界最大博彩市場的歷史)》一書中寫道:“1975年,百家樂在澳娛得到了深入研究。這種遊戲的崛起無疑成為了這個年代的巨大象徵。”他指出,百家樂在1977年成為了澳門的主要遊戲,至1984年,已經佔據了百分之65的市場份額。 

正如Godinho教授所寫的那樣,最早自1930年代開始,攬客服務的存在和報酬都是眾所周知的。然而,“百家樂知識的進步促使行業向前邁出了一步。” 

他解釋道,其中必須的步驟是“放棄部分預期利潤”,減少了的收入與增加了的消費額互相抵消。 

澳娛將這部分產品賣給了那些炒賣香港船票的投機者,令生意更加困難:售票員棄守渡輪碼頭,改為用“死碼”與潛在客戶打交道,中介人的活動自此開始了。 


“澳娛是澳門成功轉型為現代發達經濟體的關鍵” – Jorge Godinho 

其他兩項原創產品:與博彩中介人合作,設博彩信貸特許方並租用娛樂場內專用房間為貴賓提供博彩服務。這些都於1984年首次出現。 

何鴻燊是正確的。他說,在新競爭對手加入後,“一種市場模式的成功無法被轉移至另一種市場模式。忽略澳門的特色,僅單純複制拉斯維加斯或大西洋城的策略絕不能取得成功。” 

澳門沒有適應拉斯維加斯的博彩方式,不過是適應了屬於本地的現實。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中國賭徒形象(高額賭注或中場博彩)都離不開何鴻燊的影子。Jorge Godinho寫道:“澳娛是澳門成功轉型為現代發達經濟體的關鍵。”讀者或許會問:如果是,為何澳博會失去市場領導地位,而且甚少有人相信它能夠重回頂峰?原因有很多,但似乎很明顯:澳娛尚未為競爭的到來做好準備。 

如前所述,葡京酒店娛樂場是1970年代的一項突破,但到1999年,儘管這個集團已經擁有了11家娛樂場,葡京仍然擔當著集團過氣前鋒的角色。直到2008年新葡京投入營運,最終的答案才浮出水面。 

然而,路氹的發展是另一個相當尷尬的故事。無人會認為澳博將帶領其他五家營運商迎接拉斯維加斯的到來…… 

然而,也許不會落後太多…… 
 


罪案 

“通過澳娛的分判系統,社團幫派逐漸滲入娛樂場,並控制籌碼銷售。當三合會為了從娛樂場賭徒處快速賺取利潤時,他們增加了在娛樂場借出的貸款額度。同時,三合會將對貴賓廳和籌碼的控制視為一種零和遊戲,在這種遊戲中,對個人和競爭對手的報復往往導致流血事件。” 盧兆興在《Casino Politics,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Post Colonial State in Macau(澳門娛樂場政治、有組織犯罪及後殖民狀態)》中如是描述。 

“但是,三合會成員之間的內鬥很快升級,並超出了澳娛的控制。簡而言之,在澳娛行政分權之後,澳門博彩場中的有組織犯罪激增,”這位香港研究員補充說,“通過將賭廳外包予不同利益方,澳娛成為了新娛樂場管理風格的受害者。滲透入娛樂場並插手經營的新興三合會不再將澳娛視為解決爭端的權威仲裁者。” 

“不幸的是,仍然有人認為何鴻燊認識太多三合會成員,且與三合會有密切聯繫。這十分不公平,真的是誤解。”澳娛創辦人申辯道,“我不需要它們,我也不喜歡它們。” 

2016年,一項名為“Triad Organized Crime in Macau Casinos: Extra-Legal Govern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澳門賭場三合會有組織犯罪:法外治理和創業精神)”的研究中,兩名香港學者表示,三合會繼續擾亂澳門的貴賓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