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月的澳門，焦點當數特首賀一誠發表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到底新屆政府如何疫後重振經濟？如何製定發展新藍圖？澳門如何重新出發？怎料，由電子消費卡引發加價潮，全城喊打，殺政府一個措手不及，更鬧出“來來被除誠信店”事件，將爭議推上高峰。此事告訴我們，民生無小事，更多的宏圖都得體現到實際生活之上。
時事評論 | 文：甄慶悅
賀一誠首份施政報告以“砥礪奮進，共創新猷”為題。不同於前任總把重點放在派錢、加福利等惠民措施之上，賀的重點是疫後經濟重振、行政改革，算比較實事求是。老實說，經濟上都是加大、加快公共工程投資、藉粵港澳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適度多元發展之類。最受關注的賭牌競投，下半年公開諮詢；引進符合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產業和項目，對此有利的新興產業和項目，將在土地、人力資源等作傾斜支持；支持有意開拓國際市場的內地企業，在澳設境外總部；希望橫琴成為第二個澳門，儘管該島不能用澳門法律，卻可用澳門制度，並發展高科技製造業等。以上均是一些長期説要做，但細節未見，成功不易。
值得注意的是，施政報告羅列了澳門現存的核心問題、難題，如部門設置重疊、職責不清，行政效率偏低、居民辦事難，公務員招聘繁瑣、人資錯配，跨部門工作難以協調、相互推諉，公共行政授權體制及官員問責制有待完善，廉政建設有待加強，公帑使用監管不力，部分法律不適應發展的需要等。另經濟結構較為單一，博彩一業獨大未改善，更有所加劇；多元發展不明顯，新興產業佔整體經濟比重依然偏低，政府致力推動的會展業、文化創意產業佔GDP比重均不到 1%，博彩仍高達 50%。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再次充分暴露了澳門經濟過度依賴博彩旅遊業的脆弱性和巨大風險，澳門還面臨周邊國家、地區開賭的競爭壓力。
再者，澳門尚無一個科學的總體規劃，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滯後於社會經濟發展；大灣區建設也給澳門帶來直接的競爭及融入發展的壓力和挑戰，如不能提升自身的功能和競爭力，不積極開放並融入大灣區，澳門會在某種程度上被邊緣化，部分功能可能被替代，另“購房難”、“出行難”、“看病難”及內港水患等問題，亟待解決。
誠言，以上問題並不新鮮，只要長期關注澳門時事及發展者，均能朗朗上口，筆者也不知寫過多少遍。上屆政府亦了然於胸，卻總不重視，報喜不報憂，賀在首份報告中比較深刻地提出了頑疾，是好訊號，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是承認問題，繼而勇敢面對問題、逐步解決，迴避並非辦法。至於如何解決，賀多番強調的法律、制度、規劃、科學數據當然重要，惟關鍵仍在於人，即高官們的思維。
筆者4月份專欄指出，政府的責任及定位多年來搞不清，冷不防消費卡出閘脫腳，怨聲載道，即時提供了例子。我們不妨回顧相關官員此前説過什麼，民怨由來便可知一二，例如，經財司司長李偉農公佈5千元第二期消費卡時説，澳門通脹偏低，市民、企業抱團取暖，商號明白，由67萬市民支撐全澳中小企很困難，相信他們不會“坐地起價”經濟局局長戴建業4月底在電台解釋疑似抬價時説，澳門屬高收入地區，自然有高的生活水平，即使居民不同意，但希望理解。消委會執委會主席黃翰寧被問會否公開“來來”名字時表示，就算公開，商戶都未必“乖啲”反而“留一條路畀佢行，佢以後唔夠膽”。從善意角度，以上言論或許並無惡意，整體則可用“離地”兩個字去形容，水深火熱的升斗市民聽到，怎不怒氣衝天。
説白了，加價潮引發民怨，多少是社會持續不滿政府“以商為本”所造成。政府這麼多年都做不好監管制度，普羅大眾由買幾百萬元的一手住宅單位，到一百幾十的豬肉、疏菜，都得不到相對公平的資訊、不清楚中間操作，明顯處於下風。《消保法》修訂由2012年的跨部門食品價格小組開始，到2014年的公開諮詢，再到2019年3月獲立法會一般性通過，至今整整8年尚未成事，政府實為失職！
社會當然明白，澳門旅客這麼多，經濟又好，生活成本自然高，自由市場下的競爭者會採不同價格策略，商戶有加價的權利，消費者也有不賣帳的權利，但價高、加價應在合理範圍之內，尤其米、油之類生活必須品，作為制度的建設者、監督者，政府必須確保法律完善、公平，價格資訊盡可能公開透明，否則處於弱勢的消費者必然受損。
知道社會問題不難，定解決目標也不難，難在制訂具體政策、執行政策的人，要有同理心，切身處地去感受問題，洞悉問題根本，急社會之所急，並非以方便自己工作為先。簡言之，這叫做“貼地執行力”新屆政府上任5個多月，還須加強再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