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沒有最低工資，負責個人醫療保健的所有費用，但政府仍然希望調高巴士票價。許多外地勞工的工作時間更長，收入更少。正如陳澤武所說，“好難答”。
《商訊》2020年1月特刊 | IMF：踏下輝煌的寶座
繼本刊兩月前透露澳門將在2020年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後，英國《衛報》要求本地攝影師Gonçalo Lobo Pinheiro向讀者展示這片土地的面貌。
Lobo Pinheiro將這部影集命名為《Multibillion-dollar Macau: a City of Glitz and Grit》，並獲得了彩色攝影大獎和單色攝影大獎。他的作品顯示，澳門社會存在嚴重的不對稱現象——是的，在澳門竟然有議員涼薄地說不知道家傭如何憑4,500元（澳門幣，下同）的月薪在澳門生活，他本人食一餐飯可能已經要一萬元了。
38歲的印度尼西亞籍廚師Roy Wardha是Lobo Pinheiro拍攝的人物之一。她每週需要工作六天，月入7,700元。她與另外11名人士一起，租住一個40平方米的單位，每月租金為1,200元。她每晚就睡在一張帶儲物櫃的雙層床上。
Wardha向《衛報》表示，“希望能夠與本地居民一樣，同工同酬”，並總結道，“我希望澳門的生活能夠更加公平”。
澳門目前約有190,000名外地勞工，他們擁有同一個願望，但這在短期以至中期而言，絕對無法實現。
外地勞工權益並非統治者或政治運動的優先事項，在某種程度上，懲罰外地勞工似乎是本地輿論普遍採用的政治工具。
2018年，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放棄了提高非本地居民票價的提案並付出了重大代價，這在澳門至今仍未發生過。
本地研究人員溫艷瓊發表了多篇以博彩業社會影響為主題的論文。她向本刊記者承認：“是的，過度依賴非本地僱傭確實產生了某些負面情緒和問題。例如，本地居民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和有本地居民面對就業困難的問題等等。”
溫艷瓊指出，當澳門政府決定放寬博彩業經營牌照時，其中一個目標是“為澳門居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和衍生福利”，因此，“若本地居民的就業機會得不到保障，那麼就與政府曾經許下的承諾產生矛盾。”
“政府對他們許下的最低工資承諾仍未兌現”- 黎家偉
另一位專家聖若瑟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客座副教授黎家偉接受本刊的訪問。“這些問題既涉及財務問題，也涉及社會問題。當然，從財務上而言，這是外地勞工面對的主要問題，政府對他們許下的最低工資承諾仍未兌現。這個關鍵問題應被解決。社會似乎知道外地勞工的存在，卻對這個群體的狀況不甚了解，而且政府沒有全面的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對與福利問題尤感興趣的黎教授如是說。
這位研究人員還強調，“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看，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對待外地勞工的方式，他們被視為問題人物，並因此受到歧視”。
並非所有人都認同這種看法。澳門明愛總幹事潘志明向本刊記者表示：“對外地勞工而言，澳門是一個具有社會包容性的社會，歡迎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外地勞工沒有受到這個社會的歧視。”
然而，他補充說：“我們認為，隨著外地勞工收入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現象可能相對變得更加明顯，與此同時，他們必須負擔租金、食品和醫療保健的高昂費用（政府醫療計劃目前確實未將外地勞工包括在內）”。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聽說過有家傭被雇主身體虐待的的案例。”澳門明愛總幹事強調，“總體而言，澳門居民與外地勞工之間的關係是正面的。”
“我們不擁有任何權利”
據悉，家傭無權得到最低工資保障，因為澳門存在一些希望聘用家傭，卻無力支付較高月薪的家庭。最低工資是這群外地勞工的主要訴求之一，且不低於蘇嘉豪議員所提出的應得數目。
“當然不是”， Progressive Labor Union of Domestic Workers 發言人Jassy Santos回答。這位維權人士去年與蘇嘉豪會晤後說：“無論我們學歷的高低，無論我們知識的多寡，我們都是人類，應享有平等的權利。”
家傭群體的另一位代表是Philippine Green Migrant Workers Union 主席Benedicta Palcon。他向本地報章《句號報》道出了一些不平等的例子：“我們為醫療服務支付更高的費用，所有收費都按照原價100％收取。我們的保險僅涵蓋與工作有關的疾病。”
來自同一組織的另一位活動家Nedie Taberdo補充說：“我們受到歧視，我們沒有權利，沒有醫療保障，也沒有人聽到我們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