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非常富裕的居民，澳門還有非常貧窮的一群，且住房成本無疑成為了當下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有專家認為：“澳門政府的干預和長期計劃還遠遠不夠。”
《商訊》2020年1月特刊 | IMF：踏下輝煌的寶座
根據政府數據，澳門只有2.3％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然而，慈善組織澳門明愛卻表示，這一比例約為10％，同時4％至7％的人口缺乏糧食。究竟誰的說法才是正確的？
官方數據的比重以收入為基準，似乎沒有將博彩行業的蓬勃發展直接或間接導致的巨大生活成本納入考慮。
誠然，如溫艷瓊教授所言，“澳門居民對博彩業進一步發展的接受程度很高”，然而，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為旅遊業及相關行業工作，又或經營業務的本地居民亦從旅遊業擴張中獲益良多，且對本地旅遊業發展的感覺更加正面”。這位旅遊學院副教授解釋說，這意味著“這群本地居民享有直接的經濟利益”。
居民一般能夠直接或間接地感受到就業方面的好處，但不要忘記“旅遊業繁榮同樣對這座城市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產生了若干負面影響，就如同其他設有博彩設施的旅遊目的地一樣，” 溫艷瓊補充道， “減少這些負面影響絕對是重要且必要的。”
“從經濟方面來看，著名的娛樂場經濟導致了不同行業之間出現了巨大收入差異。一般娛樂場員工的收入要高於其他行業的僱員，其他行業目前的平均收入水平處於較低的邊緣位置”，澳門聖若瑟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客座副教授黎家偉解釋， “即使身處同一個行業（尤其是在娛樂場），清潔工和保安人員的收入通常比其他專業人士的收入低很多，這是一個需要強調的重要問題。”
黎教授還發現了解釋澳門社會不平等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澳門政府的干預和長期計劃還遠遠不夠”。
他認為：“澳門政府目前的許多政策都是短期的（如現金分享計劃），且這些政策無法解決當下房價飛漲、交通擁堵等其他與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
“此外，最低工資和最低生活指數不再足以應付澳門目前的住房和日用品等日常支出。” 黎家偉補充道。
“我相信，確實仍有許多負面問題有待解決，但據我所知，本地居民普遍認為自己目睹政府正逐步解決他們正面對的問題。” – 溫艷瓊
從這一點出發，他解釋道：“這導致了兩種主要的問題”。 一方面，“由於貧富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造成了分配不平等”；另一方面，“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低下，存在缺乏社會流動性的可能，也體現了這種不平等”。
黎教授認為：“看來，博彩業是最大的受益者，本地居民卻無法享受經濟發展的好處，反而需面對著諸多問題。”
不過，溫艷瓊對此持不同看法：“我相信，確實仍有許多負面問題有待解決，但據我所知，本地居民普遍認為自己目睹政府正逐步解決他們正面對的問題。”
“住房成本高無疑是澳門最嚴峻的社會問題。這是政府需要解決的最重大的社會問題。” – 黎家偉
“話雖如此，本地居民仍然希望政府能做得更多……例如為酒店和娛樂場從業人員創造更多往上流動的機會、提供更多人們有能力負擔的住房、改善公共交通、令居民能夠真正地參與旅遊業規劃過程，並照顧長者和殘障人士。”這位旅遊學院副教授補充說。
黎家偉表示：“住房成本高無疑是澳門最嚴峻的社會問題，一間細型的分間樓宇單位已經消耗掉最低生活指數中的很大一部分。此外，本地居民無不認為自己負擔不起在澳門購置住宅的費用。”因此，這位本地學者堅稱：“這是政府需要解決的最重大的社會問題”。
澳門明愛總幹事潘志明亦將住房放在首位，“高收入家庭的數量增長比低收入家庭的增長要快”。其中一個主要後果是，“用於租金或償還房貸的收入金額等生活成本，與家庭收入的增長率相比，有所增加”。潘志明在接受本刊採訪時強調，“消費物價指數的上升速度，特別是那些與日常食品和家庭必需品相關的價格增幅尤甚”。
“減少公眾不滿”
澳門大學前教授林明基認為：“香港的政治動盪令公眾的不滿情緒得到釋放且有所緩解，因為人們可能會因其不滿情緒帶來的後果感到厭倦。此外，澳門新的行政長官可能因居民的‘觀望’態度而獲得好處。”
林明基在加拿大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我希望香港局勢能夠讓中央政府看清香港和澳門之前的政治體制；我認為，那種體制允許富人統治一般居民，因為兩座城市的許多人都有追隨者，甚至崇拜富人和強者的心態。”
這位前社會科學學院公共行政副教授相信，如果是這樣，“中央政府或指示新任澳門行政長官更加重視收入差距（保證澳門‘一國兩制’原則），在進行糾正的同時加強政治控制。有一些荒謬的建議，主要是由內地出生的學者提出，澳門將取代香港成為中國通往西方世界的門戶。這些建議基本上是不切實際，因為澳門甚至沒有一個能夠容納大型飛機及處理大量國際航班的機場；最重要的是，澳門元尚未在國際流通，更不用說與香港相比，澳門在銀行、保險、商法和商業機構等方面均存在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