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青少年與現實之間的距離並不如看起來的那麼遙遠。有多個因素能夠解釋他們與香港青少年之間存在的差異，但未來將迎來一個更加複雜的世代。
《商訊》2020年4月特刊 | 鍵盤上的年輕一代
在澳門生活的青少年對周圍現實一無所知，他們只關心手機和淘寶購物——當然，這是一個最常見的情況，但並不是所有人都這麼認為。
時事評論員梁啟賢在該領域擁有多年研究經驗。他向本刊記者解釋：“這個群體顯然對時事不感興趣。然而，根據我的觀察，部分青年人非常積極地通過Facebook或其他互聯網平台、社交媒體，討論本地新聞。”
去年，梁啟賢在Facebook上看到了多篇與香港社會運動有關的討論。他認爲：“他們極有可能支持香港青年群體爭取自己的權利。”他本人認識數名到香港參加遊行示威的青年人，“因此，我們不能說澳門的新一代完全不受時事影響。”
問題是“缺乏適合他們的環境”，正如梁啟賢解釋道，主流媒體特別強調“和諧社會”。
另外，許多父母都向自己的小朋友灌輸一種觀念，就是“未來成爲公務員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然而，成為公務員的前提是不能出現任何“不良記錄”，參加社會抗議活動或批評政府等行為卻可能導致這個不良後果。“考慮到他們從家中長輩出接受的教育，澳門青少年接收到一個明確的信息：公民參與是禁忌。”
除了這個決定性因素外，在我們的受訪者看來，另外一個關鍵因素是：父母的心態“十分保守。他們來澳門的目的是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民主的生活；他們來澳門是為了確保自己的小朋友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
但是，由於小朋友在澳門出生，“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並因而接受了與父母不同的價值觀。其中部分青少年對澳門社會感到不滿意，但他們缺乏協調自己和形成社會力量所需的組織技能。因此，互聯網成為了表達思想和感受的理想平台。他們是鍵盤戰士。”這位時事評論員總結道。
正是由於缺乏組織和保護，導致港澳兩地青少年在結構上出現差異。“專業組織會保護其成員。在香港最近發生的社會活動中，很容易找到年輕的專業人員，例如老師、社工、護士和醫生等。”
香港家庭給新生代的教育“與澳門青少年所接受的教育有很大出入。在香港，父母本身也是在香港出生，所以他們除了認同‘和諧’之外，也相信‘公平’和‘公正’……香港成年人向小朋友灌輸更高標準的道德規範。”
梁啟賢是澳門理工學院的研究員，曾就有關議題接受本刊採訪。他說：“數年前，我進行了一項研究，希望找出澳門青少年認為重要的價值觀。我的研究顯示，這個群體認爲‘尊重’是最重要的價值。另一方面，香港的研究表明，當地青少年更關心‘公平’。這就是我們意識到港澳之間存在明顯區別的方式。”
未來不可預測，“很難預測本地青少年會否鍛煉自己的組織能力，還是堅持扮演鍵盤戰士的角色”，但是梁啟賢並未感到悲觀。他預料，“下一代心中的價值觀將有所改變，因為下一代將有更多人擁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並接受更多西方價值觀。”而且，當他們成為父母時，“會教小朋友更加進步，青少年不再對‘舊式’的組織感到滿意，價值觀對於塑造後代至關重要。”
“澳門青少年認爲‘尊重’是最重要的價值。另一方面，香港的研究表明，當地青少年更關心‘公平’”– 梁啟賢
“SoMoLo”行動主義
澳門青年最後一次的街頭抗議活動發生在2017年5月。
警方數據顯示，至少有一千人參與遊行，游走在城中的多條主要街道，抗議澳門特區向暨南大學捐款1億元人民幣（約合1.23億澳門元）。澳門的青年人不但要求撤回捐款，還要求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下台。
多位評論員認為，導致這種激烈行動的原因絕非僅僅是人們對捐款的不滿，本地青年在向整個政府提出抗議，希望政府能夠聽取他們的需求。
警方聲稱該遊行活動屬“非法示威”。後來，此次運動被賦予了像徵性的意義，暨南大學和中山大學的兩位内地科學家決定進行研究。
林仲軒和趙裕沛指出，關於捐款的新聞“(尚)未被傳統媒體報導，卻已經被SoMoLo[即‘So’社會化，‘Mo’行動和‘Lo’（本地化）]宣揚出來了”。由於這種SoMoLo新聞風格，本地網民開始指責行政長官“濫用”職權，並質疑政府缺乏透明度。SoMoLo新聞主義衍生SoMoLo激進主義：部分SoMoLo媒體離線提出收集簽名的運動，要求崔世安因該捐款醜聞下台，其他SoMoLo媒體則專門設計了用於組織抗議活動的Facebook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