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期專題報道引用的五項澳門人口調查研究中，有三項提到犯罪率增加是博彩業改革的不利影響之一
《商訊》2021年 8月特刊 | 博彩旅遊業的優缺點
美國進行的數項研究報告表明，隨著博彩業發展，犯罪率呈上升趨勢，又或居民普遍認為娛樂場導致犯罪率增加。
但這些發現尚未被普遍接受：甚至有人堅稱博彩業發展與犯罪活動之間無直接聯繫，或娛樂場對罪案幾乎不存在影響。
根據澳門早期發表的研究報告，隨著 2002 年博彩業開放後，澳門有組織犯罪活動有所下降。至少有兩名本地學者總結道，市場競爭迫使澳門博彩企業改善其管理系統，盡量減少三合會（有組織犯罪集團）的滲透 .
然而，最近進行的研究卻似乎指向了另一個方向。2007年，前澳門特別行政區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貪污案曝光或許是情況發生變化的轉折點。 這位曾經主管城市土地、規劃、交通及其他公共工程事務的官員被判刑 27 年，目前正在服刑中（他因受賄約 1 億美元獲判刑）。
“娛樂場建設熱潮始終是滋生貪污腐敗的沃土，”澳門大學傳播系劉世鼎認爲。劉教授解釋，最常見的形式是政府以閉門會議形式與開發商就土地分配事宜進行談判。 澳門的土地政策要求以公開招標的方式批出土地在規定時間內的使用權，“但自 1999 年批出的 300 幅土地中，除了兩幅外，其他所有土地均已被私下批出，當然在獲行政長官授權的情況下，行政長官辯稱，若透過公開投標進行競價的話，‘價格就有可能被推得過高’。”
“娛樂場建設熱潮始終是滋生貪污腐敗的沃土。” – 劉世鼎
他的結論是：“儘管特區政府承諾打擊貪腐，但許多人認為，何厚鏵的親密助手、前澳門特別行政區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的醜聞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
在本期專題報道引用的五項澳門人口調查研究中，有三項提到犯罪率增加是博彩業改革的不利影響之一。
澳門旅遊學院溫艷瓊領導一項研究透露：“自2002年博彩業開放以來，澳門的犯罪活動急劇增加。”根據最新公佈的數據，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2019年罪案宗數為14,000宗，2009年僅錄得 10,855 宗。
University of Algarve大學的研究團隊去年發表論文《Overtourism: Impacts on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 Evidence From Macau（過度旅遊對居民生活質量的影響：以澳門為例）》指出，居民對“所在地區的犯罪率”投入了明顯關注，同時偏向認爲旅遊業應對負面趨勢負責。然而，有必要提出的是有組織犯罪案件的減少屬正面影響。
問題博彩
《Social impacts of casino gaming in Macao: A qualitative analysis （澳門娛樂場博彩帶來的社會影響：定性分析）》認爲，“另一個負面的社會影響是問題博彩增加”。
根據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在2003年及2007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澳門問題博彩的普及率由4.3%增加至6%（即24,162人）。
研究團隊指出，香港和新加坡在這方面的問題沒有澳門嚴重。在香港，問題博彩的流行率自 2001 年的 5.9% 下跌至 2008 年的 4.5%，新加坡則從 2004 年的4.4%跌至 2008 年的2.9%。
來自台灣的吳守從和陳永祥在論文《The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casino gambling on the residents of Macau and Singapore（娛樂場博彩對澳門和新加坡居民造成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影響》（2014 年）中，透過比較發現“問題賭徒數量多”在澳門和新加坡居民關注列表中排名第七，澳門居民對此問題的關注度為4.59，稍高於新加坡的3.96。
兩位學者總結：“澳門、香港和新加坡三地的問題博彩流行率差異，可能部分需歸因於不同的社會控制管理制度。 例如，為減少問題賭徒增加，新加坡相關的社會機構制定了以下風險管理機制：娛樂場排除機制、娛樂場訪問限制機制、家庭和社區支持機制、法律和財務諮詢服務等。新加坡的博彩業務在所謂的‘綜合度假村娛樂場’整體運營中只佔很少的比例，這表明其發展明顯有別於澳門傳統的娛樂場酒店綜合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