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新澳門學社便將特區行政長官戲稱為“機場特首”。雖然令該個民主派組織使用這種表達方式的原因並不盡相同，但崔世安在2010年至2017年期間（至少）曾83次出訪內地，這表明他確實在機場花了不少時間……
正如本篇報道的圖表所示，在崔世安上任的首年，他至少19次出訪內地，其中八次到廣東省的多個城市，只有兩次到北京。
這種“異常”在隨後的幾年得到了糾正，他每年到訪北京的次數為平均四至五次或以上。
在過去八年中，崔世安至少26次到訪北京及廣東多個城市，當中還未包括橫琴和香港的各種行程（數據以官方出版的《澳門年鑑》為基礎）。
事實上，這大大小小的不同行程，加上特首至少26次訪問其他省份，均表明了崔世安對澳門融入內地的期望，這並不僅僅是區域整合。與此同時，他在北京頻繁出現表明中國官員有意拉近與崔世安之間的距離。
余永逸教授告訴本刊記者：“行政長官成爲了北京和澳門社會間的三文治。”難怪上年的新年賀詞中，時任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稱讚澳門推動經濟多元化同時“更加開放”，為“一國兩制”樹立了“典範”，穩固和發揚“愛國愛澳”的精神。
崔世安亦作出即時回應，確保在《基本法》規定的“高度自治”原則下，遵循“北京指導方針”的管治。
“由於各種社會問題的存在，澳門當局未能緩解公眾的不滿情緒，同時，為防止公眾不滿情緒威脅社會團結，北京積極參與澳門事務。”- 余永逸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員姬朝遠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鞏固統治時期（2000年至2002年）、探索增長期（2003年至2009年）以及與內地的整合期（2010年至今）。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2009年1月）、《橫琴總體發展規劃》（2009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2011 – 2015年）》（2011年3月）和《粵澳合作框架協議》（2011年3月）等一系列文件的頒佈，標誌著澳門特區經濟及社會發展開始融入内地體制的新時期，尤其是珠三角一帶。”
另一方面，余永逸補充說：“北京對國家安全和社會團結存有擔憂，澳門社會對特區政府解決社會問題又抱有很高的期望。但實際上，由於各種社會問題的存在，澳門當局未能緩解公眾的不滿情緒，同時，為防止公眾不滿情緒威脅社會團結，北京積極參與澳門事務。”
（資料來源：澳門新聞局出版之《澳門年鑒》，未包括橫琴及香港資料）
每年必到城市：博鰲
除北京外，澳門特區第二任特首八年來年年必到的另一座城市是：博鰲！
問題：博鰲在哪裡？那裡有什麼重要的，值得崔世安到訪了八次？
博鰲是海南省的一個小鎮，以博鰲亞洲論壇而聞名，博鰲亞洲論壇是一個國際組織，以當地最大的島嶼東嶼島為永久駐地。
因此，八次的行程（若算上2018年，那麽便是九次了）都是爲了參加論壇。
